文装载于《社会工作理论)》2009年11期

作者:侯玲   重庆师范大学

摘要社区工作模式是社区工作实务的提炼和总结。目前社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三大社区工作模式广受关注的同时也被不断延用。但由于这三大模式来自于美国学者罗斯曼1979年对美国社区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一套可以应用于不同场合及环境的固定模式,而是一套供工作者灵活运用的工作技巧。社区工作者如何针对我国的实际状况运用不同模式,有必要对社区三大工作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社区工作 社区发展 社会策划 社会行动 适应性

社区工作模式是社区工作实务的提炼和总结。随着理论和实务的发展社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三大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三大模式是美国学者罗斯曼1979年提出的,且都属于社区工作的策略模式(Strategy Model)相对于过程模式而言,策略模式并不是一套可以应用于不同场合及环境的模式,而是一套供工作者灵活运用的工作技巧。社区工作者要针对我国的实际状况运用这些模式,有必要对三大工作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社区工作三大模式

(一)社区发展模式及其假设

社区发展(Locality Development),早期也叫做地区发展(苏景辉,1997:33- 34)。它是协助社区成员分析问题,发挥其自主性的工作过程,目的是提高他们及地区团体对社区的认同,鼓励他们通过自助和互助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它假定不同群体之间的任何冲突可以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解决。其工作重点是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试图让来自社区的各个层面的人一起识别和解决问题,它强调的主题是民主程序、达成一致的方式、自愿合作、发展自主领导权和自我帮助。

(二)社会策划模式及其基本假设

社会策划模式,也叫社会计划模式,是在没有采取行动之前的计划工作,是在理性方法的基础上,依靠专家的意见和知识,清楚理解工作机构的理念、政策、资源和方向而确立社区工作目标,从多个预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理想的工作策略,然后根据社区需要而动员及分配资源,并在工作过程中结合变化的实际随时修改计划,使计划按照预定的目标行进,待工作结束时对计划执行情况加以检讨和反思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强调问题解决的程序。它假定在复杂的工业环境中社区转变需要受过高级训练和拥有高级技巧的计划专家,他们能指导复杂的变化程序,识别和解决适合问题。

(三)社会行动模式及基本假设

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也称社区行动,是指组织社会上受到忽视、压迫或受政策不合理对待的低下阶层全体,通过集体行动,采取非正规的途径及较多运用冲突对峙策略,采用非建制的途径及较多运用冲突对峙策略,并争取第三者的支持,借以伸张正义,以获得应得资源,使社会权力、地位和资源得到合理的再分配;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参与者的社会意识,改变他们的无能及无助感,达致更公平、更公意的社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这种社区工作模式起源于资源、权力分配的不公,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它是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的内生物,其本质是在承认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建制内对社会做有限度的改革。其目的是为社会弱势群体争取更多的资源,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改善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社会更趋于公平、公正,消弹社会的隐患。

二、三大模式的联系和区别

虽然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社区工作的方法,三大模式有些共同特点:(1)以社区为服务对象;(2)制度导向的角度分析问题;(3)介入层面较宽阔;(4)强调居民的集体参与;(5)社区发展与人的发展并重;(6)运用社区资源;(7)具有政治性。整体来说,这使得它具有不同于个案和小组社会工作的独特优势,能更有效地解决案主的问题。

一般来说,三者的区别在于,社区发展模式适用于一些比较简单的社区。当社区居民同构性较高,或意见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时,可以运用社区发展模式。这种自助及合作方式只能针对一些微小及较缓慢的社会改变,并不能解决严重的社会冲突。也因此这个方式常被批评为保守,过分接受现状,及避开一些社会不平等问题。这种方式属机构层面的工作,居民扮演的角色比较被动,只限于对计划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从根本上看,这种方式较为保守,以经济效益及效率为重点,忽视居民意识及能力的培养。当各团体之间矛盾突出,不容易协调各方利益时,可以运用社会行动模式。它往往出现于一些社会情况较复杂、矛盾突出的环境,如社会改变急速令居民难以适应,又或政府部门官僚化,居民无法有效地与政府部门沟通。

三、三种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

社区工作三大模式中,相对而言,社区发展和社会策划模式在我国使用比较普遍,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社区发展模式实施过程要求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居民对政府信任,以及社会变迁缓慢等社会背景。我国政治稳定,居民对政府比较有信心,因此较适合在国内社区工作中使用。社会策划模式的理性要求专家介入似乎更能提升普通民众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从而促进社区发展,适合我国当前社区发展实际。社会行动模式主要针对那些政府部门官僚化严重,居民利益缺乏保障的社区,并且行动本身也较为激烈,此种模式能否在我国开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行动不适合在我国开展:首先,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权力集中,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政权的稳定。因而挑战现存制度和政策合法性的社会行动难以为政治体制所认同和接纳。其次,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向认为挑战政府权威的行为就是反政府行为,政府和民间不能双赢,公民社会绝对是离异政府的力量。同时,国人深受儒家和为贵、重权威的观念影响,对发生在自己和周围人身上的事件大多采取息事宁人和逆来顺受的态度,很少选择以对抗方式解决问题。最后,我国城乡社区属于行政主导型社区,政府通过准行政的村委会和居委会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意识非常强,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自己解决,而是求助于政府和单位,社区自治意识非常弱,显然以齐心协力和众志成城为前提的社会行动难以形成(徐永祥,2004:13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行动可以在我国适度展开,其原因在于: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初见成效,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居民开始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体制内的途径捍卫自身的利益,已经意识到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所具有的强大作用。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在我国仍然缺乏开展激进社会行动的传统与土壤,但是对话性的、非暴力的社会行动可以在审慎情境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夏建中, 2005:133-134)。近些年,社区冲突事件有所发生。农村如收益分配、干部的贪污和公款吃喝、乱摊派、乱收费等问题的解决,在运用合法途径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村民易采取上访、静坐等非正常手段。在城市主要是围绕房屋拆迁、环境治安、房地产商的背信弃义等问题,若未妥善处理,市民也会选择上访、静坐、新闻报道,有时是封锁道路、冲击政府等激进方式。这些冲突事件唤醒了民众的参与意识和社区意识,提高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自治能力;对政府来讲,问题的妥善解决提高了上一级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使得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得到巩固。显然,作为一种模式,社会行动曾经也正在社区工作发展上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社区工作三大模式的异同我们已十分清楚,但要将这三大模式真正服务于我国当前的社区工作,必须考虑我国社区的以下独特性

(一)罗斯曼所说的社区与当前中国所沿用的社区语境存在差异

同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式社区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人为社会变迁。因此,罗斯曼字典中的社区与当前中国所沿用的社区语境差异太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罗斯曼所倡导的社区工作模式是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这从根本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保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还刚刚起步,在设计社区发展规划时,社区工作往往是在政府倡导和支持下,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借助于街道、居委会等传统的非专业力量而进行的,社区工作模式还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

(二)我国社区具有城乡“二元”独特性

对西方社会工作而言,因为其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已不复存在,其社区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而对引入西方社会工作比较早的中国港台地区来说,其社会形态也以城市为主,因此,这些地区社区问题同样具有某种共通性。但是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我国社区具有城乡“二元”独特性。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选择的是“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社会。中国社区工作本土化的首要选择,就是把社区工作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和组织形式创新面向中国的广大农村。

而同样是城市社区,中国大陆的城市社区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高度现代化的地区,也有初步现代化的地区,还有几乎是完全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地区。在这种社区形态共时多元、远未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层社会中,我国的社区工作模式必定会与发达国家的社区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社区工作模式探寻上要求无论是在理论、方法、技术和组织上应该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

(三)在社区工作组织方面,西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国家在社区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因为有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和强大的物质支持,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社会“第三部门(NGO} “。目前,第三部门已成为西方社会乃至我国港台地区社区工作的主要载体。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国情,政府包揽了许多本应由民间组织承担的职能,对社区服务的行政干预依然严重,民间组织发展滞后,社会组织力量相当弱小,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格局,社区对政府存在高度的依赖性。这显然不利于社区资源的开发和社区公共参与的形成,也不利于培养居民的自发参与意识,不利于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志愿精神的形成,并导致社区服务流于形式,难以发生持久的作用。置身于这样的社会情境,社区工作者就应当仔细思量三大社区模式发挥功效的可能及途径。

(四)我国当前专业社区工作队伍建设相当滞后

我国社区工作中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相当滞后。当前,我国许多社区的主要负责人是由上级直接指派到社区任职的,他们有的仍保留事业单位编制身份,有的甚至是公务员编制身份,享受着相应的行政级别的待遇。因此,在社区机构行为选择上,他们更多地是对政府负责而非对社区居民负责。这也使得在实际的社区服务过程中居民实际需求服务项目的合理设置、服务设施利用率的提高、服务机构运营效率提高的动力都相对来说较难实现。加上社区其他主要工作人员也缺乏应有的专业训练,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社区三大模式在中国现有社区工作中的适用。

综上所述,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发展虽有方兴未艾之势,但真正专业性社区工作却又往往因社区本身的行政化倾向而大打折扣。而且在很长时间内行政化的社会工作会比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势头更好,在资源整合能力和效力上也高于专业社会工作,尽管长远来讲专业社会工作意义上的社区工作是必然趋势。但是无论是专业性还是行政性的社会工作,迄今为止,在我国风起云涌的社区工作实践中并没有简单搬用罗斯曼的任何一种模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职能改革尚待深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力量发育滞后所致。因此,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以进一步推动和发挥社区工作三大模式在我国社区工作实践中的效用。一是不断深化社区工作服务意识,高度重视专业社区工作中在扶危济困、社区意识培养、社会公益精神构建中的作用和价值;二是高度重视政府在推进社区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我国社区工作的开展还离不开政府的行政推动和支持;三是要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社区工作本土服务模式。另外,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工作者应具有辨析社区现状,挖掘社区发展潜力,探求社区问题解决的模式和路径的能力。在社区工作实践中,要防止只用某一种特定的模式而排斥其他模式的工作方法,要逐渐建构起适合我国社区工作实际的本土服务模式和方法,从而在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推进中国社区工作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叫.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7.

[2]徐永祥.社区工作[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夏建中.社区工作「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