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依托城市社区作为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载体的城市生活方式融入,是超越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新视角。本文梳理了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融入的不足,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通过促进社区政策改变和实施、促进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创设互动空间增加交往实践以及创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等几个方面构建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 流动人口 社区融入

从20世纪80年代伊始,社会经济改革、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及城乡生活拉—推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30 年过去了,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居住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和心理上并不属于城市的外来者。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投向流动人口。有学者提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通过改变农民工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可以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

实现渐进性的超越,因此,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时立荣,2005)。即流动人口作为行动主体通过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为构建相比于制度建设同样重要。因

此,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是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关键,是城市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本研究梳理了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融入不足的表现,并分析了原因,试图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构建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新途径。

 

一、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不足的表现

(一)居住空间的隔离。居住隔离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特征相类似的集居于一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集团间则彼此分开,产生隔离作用,有的甚至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 (黄怡,2001)。流动人口居住隔离表现在居住社区的类型方面:首先是局部式特殊社区,如北京“新疆村”和“浙江村”。此类流动人口聚集区带有鲜明的地缘关系色彩,普遍存在着居住条件恶劣、布局拥挤混乱的状况。其次是演替式边缘社区即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成片状或簇状(许多流动人口共同合租),此类社区居住生活成本较低,是大多数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较低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最后是市区内混合居住社区,是流动人口中较高收入阶层的选择社区,他们分散居住于城市当地居民中,居住和生活成本都相对较高。前两种居住类型是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而后一种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占少数。

(二)社会交往的隔离。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是衡量其是否融入城市社区的指标之一。

大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存在内卷化和封闭性,即交往对象仍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体的初级社会群体。齐心研究证明进城打工的农民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网络中的心理社区和强纽带关系(齐心,2008)。张展新等通过对北京等 6 城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以同乡为主,朋友圈子也是以打工同伴和同乡为主,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初级社会关系结构。是一种传统乡土观念在现代城市的延伸(张展新等,2009)。这些居住在城市社区的流动人口基本不与或很少与城市居民交往,是一种较为封闭的“泛家庭”化的社会交往方式

社区支持的隔离通常情况下个体可以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邻里、同事、团体和组织等社会联系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但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原来的邻里、熟人社会提供的社会支持不在,自身消极地社会评价以及城市居民的难以接纳致使流动人口难以建立由弱关系所建立的支持网络,只能靠有限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强关系所提供部分支持。并且,流动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原有地域社区组织系统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持缺失,出现组织缺位或“无组织”状态。同时,新的社区支持系统因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交往隔离、流动的不确定以及制度性障碍问题而难以建立。

(四)社会参与的隔离流动人口社会参与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参与。熊光清等通过对北京、广东、湖北、浙江和重庆等5省市的若干城市调研发现:在政党、工会以及民间组织成员方面,参加城市选举活动和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以及单位或社区的民主管理方面,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的政治参与程度(熊光清,2009)。其次是文化参与。农民工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少、使用社区文化设施少、社区文化参与的自主性低(姚华平等,2006)。

 

二、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二元结构的城市镶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长期依据地域为载体形成的城市和乡村二元文化等将中国切成径渭分明的两大板块,构成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状态。流动人口地域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状况,而是将二元社会结构进行了急速整体搬迁,镶嵌到了城市社会生活中去,未及消化和适应的城市社区出现排斥和隔离。

流动人口的自身原因虽然流动人口从年龄、文化程度方面看是流出地的精英群体,但常期的城乡文化差异和教育资源占有差异又致使流动人口群体素质低于城市群体低人一等以及自卑心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群体镜像。自我评价较低,自卑感较重,主动将自己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在城市群体生活中缺乏主动交往能力和主体参与意识。

城市居民的认知偏差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市民形成一种贵族化倾向,养成一种惰性心态。对自身评价较高,而对流动人口出现不认同、偏见甚至是歧视,认为流动人口“不讲卫生”“不注意教育小孩”“爱吵闹、打架”,更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具有“不利于社会治安、恶化居住环境和减少本地人就业机会”等负面效应(张展新等,2009)。流动人口群体被动地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

城市社区的功能缺失传统社区具有守望相助、情感支持以及社区整合的功能然而城市社区高楼大厦的居住模式,以及单独个体“侵入”社区的入住方式,以往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居住社区变成了大多由“陌生人”组成的居住社区,传统的街坊邻里关系遭到淡化和破坏。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互动关系减少,社区信任感缺失,社区居民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未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未能完成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

当代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制度路径难以解决,和谐社区建设的新阶段需要新的工作理念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介入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王思斌,2004)。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围绕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以社区成员需求和社会问题为导向,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解决和谐社区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三、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路径

促进社区政策改变和实施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的制度焦点在于:流动人口因身份距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福利差异,使其未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社区,也未能得到城市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接纳。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进驻城市的步伐越来越大,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希望获取各种公平的社会待遇,否则这种落差和心理失衡积聚到一定程度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作为城市生活弱势群体的流动人口很难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现状,同时,社区自身也难以满足变迁中的社区需要,需要国家干预。社区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政策目标是回应社区问题,有效满足变迁的社区需要,实现社会整合(徐永祥,2004)。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倾听流动人口的愿望表述评估其社会利益需求,了解流动人口目前所需要的社区福利保障,同时,进行在开展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分析,掌握流动人口聚集区存在的社区管理问题,进一步发现流动人口生活社区的需要,协助并促使相关社区政策的构建和实施,建立适用于所有社区居民社区制度安排,增加社区生活各类群体的社区情感归属和对彼此身份的认同。

促进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建设首先是维护和实现自身权益的能力:农村流动人口处于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构底层,又是制度安排的边缘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表达、不善于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引导和协助流动人口个体、家庭、所归属的群体与所生活的社区争取参与决策深取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去获取,从而使社会的各个阶层最终接受并承认自己的权利与地位(杨云峰,zoo7>。提高流动人口群体获得自身权利的能力。其次是提升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是一个以城市社区为载体的再社会化过程,需要学习包括城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等在内的新生活技能。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个案、小组等社会工作专业工作方法,通过辅导、宣传和新生活技能的培训,培养流动人口面临各种生活困时的心理调试能力,学习接受并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同时,纠正其因社会地位的差距而形成的消极自我评价,树立自信心,培养自我效能,促使其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进而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

创设互动空间增加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地交往实践流动人口群体与城市居民群体因各自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长期二元结构的种种不公平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城乡差距,使两大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与误解,致使虽然改变了空间位移的流动人口难以从自身和他人的社会接纳和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城市社区。同一城市社区生活中出现明显的社会隔离,如居住隔离、交往隔离等,而改变认知偏差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两大群体的交往和互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桥梁和中介,组织行为理论也认为身体距离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对社区各类群体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需要进行各种评估,分析社区内可以利用的各种物质和文化资源,回应生活于社区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而策划各类社区互动和交往活动,为社区群体搭建增加社会互动的平台。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动员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成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建立社会民间组织团体满足各类群体的多种参与和实现福利的需求,或者运用网络资源,创建各种板块,宣传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贡献,以及通过网络交流促进社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社会认同。

(四)创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入住到城市的各个生活社区,对城市居民群体来说这些陌生群体的生活介入给他们带来了种种不适应和不安全感,无疑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流动人口作为一批特殊群体,其分散性、频繁的流动性、较强的隐蔽性以及两大群体的相互隔离、互不认同以及不能和谐共处等均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社区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会管理目标。而流动人口的心理归属和社区认同是社区管理的关键。因此社区管理应该从对流动人口防范式、规制式的管理向引导式、教育式、参与式以及提供完善社区服务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社会工作可以介入和创设各类社区流动人口服务机构,动员社会资源为其提供职业介绍、法律援助以及再社会化、自助和自立等方面的专业辅导,也可以协助社区管理部门发现和培育流动人口中的精英,带动和动员全体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构建途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l张展新等著.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

[2l熊光清.中国流动人口中的政治排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3]时立荣.透过社区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新视野,2005(4).

[4]黄怡.住宅产业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以上海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01,(4).

[5]姚华平等.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及其相关性因素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6,(3).

[6]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徐永祥.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杨云峰.论民工精神塑造与社会工作的回应性介入[J].甘肃社会科学,2007 ,(5).

[9]齐心.走向有限功能社区:对一个城市居住小区的社会网络分析[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