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老师

武汉大学前校长 刘道玉

图为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本文作者刘道玉。(视觉中国/图)
曾昭抡先生出身于书香和官宦之家,是曾国藩的堂曾孙,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是一级教授,是解放前后化学界唯一的两朝科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化学会志和中国化学名词编译委员会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中国化学界的学术泰斗。同时,1951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长,1953年成立高教部又担任副部长,对我国科学和教育贡献诸多。

按照传统的说法,花甲之年已算是进入到老年了。人到了老年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这时我拟定了两句话作为自律:才高八斗,蒙育有师,不忘师情;树高万丈,落叶归根,不忘乡情。当然,这只是自勉而已,我并非是八斗之才,但师恩是不能忘却的。我亦非是万丈之木,而且也做不到落叶归根,只能是像王维诗句所言,“独在异乡为异客”,并将终老在异乡。

唐朝韩愈在《师说》中云:“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我从7岁开始接受蒙育,先后经历了私塾、国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苏联,前后共20年,直接授业于我的老师计有35位。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从不同的领域给予了我教诲,使我获得不断的进步。但是,从总体上说有三个阶段的老师对我帮助最大,也使我终身难于忘怀。

首先是私塾的蒙师。我的启蒙教育是在翟家古城私塾,在这里读了三年的私塾,启蒙老师是翟秀才。古城是关公斩蔡阳的地方,在《三国演义》第28回中有记载。古城离我家有12华里,我们之所以选择私塾是因为收费低廉,而且可以用粮食代替现金。在这三年中,最大的收获是先生为我起了一个刘道玉的学名,而且还赐给了“叔嘉”的字号,他解释说玉乃嘉宝也,也蕴意嘉言懿行。在私塾的启蒙主要是学习《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背诵少量的唐诗,学习珠算和练习大字,这些使我获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知识。翟老先生教我背诵唐朝李绅的《悯农》的诗句,至今我仍然记得其二诗句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对农民辛劳的写照,我也目睹过父辈们的苦难,因而自幼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并且把“勤”与“俭”二字作为我毕生的座右铭。

我是由初三上提前考入襄阳高中的,这是湖北省八个重点高中之一,因而师资配备得非常强。语文老师是罗大同,毕业于私立华中大学,后来调到武汉师范学院当教授;数学老师宋起善,亦是毕业于私立华中大学;物理老师刘叔远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老师曹云程毕业于私立金陵大学,生物老师王寿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老师王文轩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政治课老师兼班主任邓菊先,亦是毕业于清华大学;体育老师吕存照毕业于襄阳师专。看了这个名单,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超强的师资队伍,他们身体力行、言传身教,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诲,使我们终身受益。他们以辛劳的汗水浇灌我们这批禾苗、把我们送上成才的征途。每当回忆自己的成长道路时,我总是不会忘记这些老师的恩德。

我20岁才入大学,主要是解放后中学停办,不得不在农村劳动了两年。大学学习的内容与学习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学,虽然老师的讲授很重要,但主要还是靠自学。大一的普通化学是化学系学生的启蒙课程,主讲老师李培森先生是武大理学院院长邬保良的高足,他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使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化学基础,也使我们终身受益。武汉大学历来重视教学,而对科学研究则重视不够,所以在学习期间,并没有获得必要的科学研究能力的训练。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当时李达校长出于爱才之心,邀请在北京赋闲的曾昭抡教授来武大任教。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曾昭抡是全国著名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还没有给他们平反,这无疑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所幸的是,这一请求获得了高教部的批准,1958年3月曾昭抡先生只身来武大赴任,而他也因祸得福,得以从事他所喜爱的化学学术研究工作。

曾昭抡先生出身于书香和官宦之家,是曾国藩的堂曾孙,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是一级教授,是解放前后化学界唯一的两朝科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化学会志和中国化学名词编译委员会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中国化学界的学术泰斗。同时,1951年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长,1953年成立高教部又担任副部长,对我国科学和教育贡献诸多。

我大学毕业后,适逢曾先生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在全国首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新兴学科,并担任这个教研室的主任,我被安排作为他的助手之一。在他的领导下,八位助手分别开展有机硼、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磷和金属有机化学的研究,率先建立了全国首个元素有机化学专门化,招收研究生,接受进修教师,举办学术讲座等。在先生的建议下,1964年12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首届元素有机学术讨论会,从而把一个暮气沉沉的化学系,带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开创了全国化学学术领域里的三个第一。

在曾先生的建议下,我赴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世界有机氟化学权威伊·克努杨茨院士。回国后在曾先生的指导下,我学会了如何选择科研课题,如何撰写学术综述评论。特别提到的是,曾先生指导我撰写《有机氟化学》一书,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45万字的书稿,可惜终究未能出版。

曾先生到武大时已年过花甲,但他壮心未与年俱老,在学校近8年的时间,开创了他个人学术事业的高峰。万分可惜的是,他再次遭到厄运,他的夫人俞大絪(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胞妹)是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已先于他非正常亡故。先生本罹患癌症,在备受折磨之下,于1967年12月8日去世,享年仅仅68岁。

经过中央批准,1981年3月3日,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为曾昭抡先生举行庄重的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我参加了这个追悼会,在先生遗像前恭敬地行了三鞠躬。今年是曾先生逝世50周年,仅以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

  我的戏剧老师曲信先

上海剧作家 宗福先

图为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剧照。(东方IC/图)
他讲戏剧冲突,什么是真正的戏剧冲突?就是一条只能过一个人的小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人,都要过都过不去。如果说偏偏身子两个人都挤过去了,那就是假冲突,不是戏。

把我从一个彻底的白丁带上戏剧创作道路的,是我的老师曲信先。而我认识他,纯属偶然;他能收我为学生,则纯属我侥幸。
1972年我在上海热处理厂当工人,此生头一次动笔,利用十个月长病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政策》,36万字——其实开始是想写短篇的。我的文学启蒙老师茹志鹃看后鼓励我“可以走这条路”,但是说我不懂创作,36万字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建议我找个地方学习一下写作。正好我有个同学宋厚生从农场上调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他告诉我文化宫正在招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我说:我只想写小说。他说:不是一样的?其实当时社会上也实在没有地方学习创作,我就有点勉强地去报名了。
那时的曲老师也就三十岁,非常严肃,见了我只问:写过剧本吗?没有。那你回去吧,我只收写过剧本的学生。我写过小说,这里是前五章……拿回去,我不看小说。
 

我转身要走,宋厚生把我拉住了,说:曲老师,你就帮他看看吧,这是我同班同学。曲老师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勉强和不快:……那就搁那儿吧。他甚至自己都不接我的稿子,从头到尾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却想:我本来就不想写戏。

过了一个星期,厂里传达室到车间里来叫我:电话。拿起来一听,居然是曲老师。他说:宗福先我收下你了,我看了你的小说,你的语言特别好,写戏第一需要就是语言!你来吧!电话里的曲老师热情洋溢。

我富有戏剧性地、幸运地拐了个弯,入了戏剧创作学习之门。然而我更幸运的是,遇到的是曲信先老师。

曲老师本人就是个戏剧迷。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可是在念大三时,因为业余时间写的一部话剧剧本《斯巴达克思》被郭沫若看中,推荐他转学到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由中国话剧界的泰斗熊佛西院长亲自给他上写作课。于是每周两个下午,在院长家的院子里,都会摆好一个茶几两把椅子……

后来曲老师对我们说:我把佛老教我的东西都交给你们了。而且他用的教学方式,也与熊佛西院长一模一样:在写剧本的过程中教授戏剧理论与戏剧技巧。熊院长带曲老师写了一个《马里种茶记》,而曲老师带我们写了无数个剧本。

记得这个业余训练班有二十多个学员,每周两个晚上上课,我们下班后从各自的工厂赶到文化宫。上了一些戏剧的基本概念课以后,很快,曲老师就要求我们自己回去编一个小戏提纲,而且一个礼拜以后要交。这可让我们抓瞎了!一周后大家交上来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曲老师也不急也不气也不笑话,一个一个帮你们分析,这个好在哪儿,这个毛病出在哪儿,这个荒唐在哪儿……他用这种方式慢慢告诉我们: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能够在舞台上演出来的戏剧剧本。

我们这批学员都是老三届,在社会上也磨炼了几年了,曲老师今天点评了批评了,下周就改出新的一稿来给你老师看!不料捉襟见肘,前头的漏洞补好了,后头的破绽又出来了,又让曲老师抓住,借题发挥,讲述了剧本创作中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些问题……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磨炼,虽然剧本一个也没写成,但是我们却渐渐地懂得了一些戏剧创作中的基本技巧。

曲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奥妙无穷。

比如他讲戏剧冲突,什么是真正的戏剧冲突?就是一条只能过一个人的小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人,都要过都过不去。如果说偏偏身子两个人都挤过去了,那就是假冲突,不是戏。

明明完全过不去,最后你还过去了,那才是真正的戏,好戏!

又比如他讲戏剧动作,不是在台上张牙舞爪那叫戏剧动作,有的时候不动却是最大的戏剧动作。譬如舞台中央坐了一个盲人,这时四周着火了,他还不知道。这个时候他越不动,观众越着急,这个戏剧动作越强烈!

再比如他讲塑造英雄人物,我们的英雄人物常常立不起来,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是他的对手——反面人物没写好,没立起来。武松打虎,英雄人物,可是武松打猫呢?写不出怯懦你怎么反衬勇敢?写不出虚伪你怎么反衬正直?……

曲老师能够完全结合写作实践教给我们的戏剧理论与戏剧技巧,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同学、导演苏乐慈与他同时开办了一个业余小戏表演训练班,我们创作班学员的实习作品,就可以交给表演班学员排练。剧本写得再漂亮也没用,只有能够在舞台上立起来才称得上是作品。而我们的东西,舞台上一立,立刻破绽百出,根本演不下去。这让我们用最痛彻心扉的方式发现了自己的毛病,曲老师再在边上点评一番,记忆深刻啊!比如曲老师一再讲,写剧本不要用那些小说里的形容词,那没用。我有一次就用了一个“脸色铁青”,排练时导演苏老师立刻说:宗福先,你上来演一演这个脸色铁青。我顿时无地自容。

我们这群毫无戏剧创作基因与背景的普通工人,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仅用业余时间,就被曲老师带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并被他打造成具有一定锐气、水平与特色的戏剧创作群体,在后来数年中连续创作出《于无声处》《屋外有热流》《血总是热的》《路》《有一个航次》《大桥》等话剧作品。

曲老师在创作中、讲课中才华横溢,在生活中却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很少有奇谈怪论、奇装异服。可是有一次他却干了一件极为出格的事,令我们吃惊。当时他手里有一本美国人贝克写的《戏剧技巧》,他说这是搞戏剧创作的人必看的经典。我们大家都兴奋不已,纷纷抢着问他借。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他却把书收走了。过了一些日子,他拿来一摞《戏剧技巧》,每人发一本。原来他打了报告给当时工总司负责人叶昌明,要求给我们印发这本书。叶说:美国人的书印它干什么?他说:我们批判。叶居然相信了,批到一个印刷厂,印了几十本。他傻乎乎地干了这件事,仅仅是为了让他的弟子们能够人手一册戏剧创作的经典工具书。

  心中的那块高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刘守英

(视觉中国/图)

我们这批1960年代出生的人,尽管不像上几波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与折磨,但也是从贫困走过来的,没指望会有那么大的改善,更没有想到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突变。我们见证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为什么会发生?引发这场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从纵向和横向看,这是独有的吗?这些问题找到正解,不仅对于理解过去重要,对于怎么看现在及把握未来的路向更为重要。

按“校年历”算,到高校整整一年了。过去的一年间,不断有人问,为什么要起这么大的变化?我一直未作答。更有一段时日未见的好友在某个场合遇上,会下意识地带着不安的眼神打量,过分的关切我能明白:没有了那块金字招牌罩着,行不行啊!
实际上,去高校是早十年前就起了的心思,北京几所高校的朋友还分别帮着忙活过。一打听完全是两套评价体系,这边是发论文(那时还不像现在强调国际期刊发表),讲了多少门课,做过多少国家级课题;那边是做了多少决策咨询,拿过多少批示,对哪些政策产生过影响。但这些到了高校人家根本不认。后来怕麻烦,主要是内心也没有那份坚定,好几次说说就过去了。这一次是很决绝的,一则因为换岗位后琐事缠身不能专心学问越来越心生恐惧,更主要是自己所在的年龄坎上,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再动了。多亏了新老东家主政者的开明及方方面面的关照,顺顺当当地如愿进了高校当起了教书匠。
每个在高校做老师的,都有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和对待。就我而言,之所以放弃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光鲜的东西,是因为在内心觉得这里是一块高地,还有种神圣,你自己在这里可以当真,可以去坚守,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对待。
 

我执意到学校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试图对中国所发生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给出个解释。我1988年机缘巧合进入原国务院发展农研中心发展所。不几年又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一个既是体制内同时又有很大空间的机构。前前后后加起来,做了近三十年,在体制内见证了中国变革最辉煌的时期,这两个机构的独特性还可以使自己身在其中又不失思考与观察。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这是一笔财富,是一种比较优势,更有一种使命,从中挑一件或几件事花工夫从事研究,也许能搞出点东西,就是不成,最起码也可以留下一些文字,让以后的人了解一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最有意义也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找出中国变革的独特性。

我们这批1960年代出生的人,尽管不像上几波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与折磨,但也是从贫困走过来的,没指望会有那么大的改善,更没有想到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突变。我们见证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为什么会发生?引发这场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从纵向和横向看,这是独有的吗?这些问题找到正解,不仅对于理解过去重要,对于怎么看现在及把握未来的路向更为重要。

要从事这样一件在自己内心觉得很大的事,一是选好观察角度,这是在哈佛访学时拜访傅高义教授所受到的启发。他为了研究中国转型,就选取了邓小平这个关键人物,花十多年孜孜不倦,最后写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这样既轰动全球又可以存世的书。在我看来,中国这场伟大转型是由三个维度呈现的:独特的土地制度是引线,人口出村的工业革命是爆破点,城乡转型路径是命门。这其中每一块都有中国这一次与历史和世界的不一样。不管搞成什么样,既然自己认定这是个事,就把它当做个大事去做。学校的好处是,你有自由、时间和条件去当真,先去查、去问、去跑,搞到什么程度再说。

第二件当然是到学校的正事:教书。到学校一段时间后,院里问我开不开课,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开!上课这件事在我内心是看得很重的,进校门第一个进脑子的词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圣人”做的事,是“先生”的事业。我开的第一门课是给本科生上发展经济学。备课之前,找来了能找到的有关发展的教科书,看了后还是决定自己来,原因是这些教材的理论仍然基于新古典,发展主要针对二战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实践主要来源于拉美和非洲,亚洲带一点,中国经验基本不谈,这与我理解的发展差别太大。

为此,我对课程体系做了全面改造,一是将发展的经济学改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将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关联,把制度引入对发展的解释。二是将历史与当代贯通,在我看来,发展是一个人类进程,每一个国家不同阶段都有发展问题,而不是一个单单当今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先发国家的经验恰恰也可以作为发展的借鉴。三是将中国与他国串联,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几千年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将中国跟他国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清你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也是一件把学生拉近现实的做法。四是理论与案例结合,每堂课给学生几个最重要的、能让他记得住的概念,同时用自己亲历的故事和案例加深他们的理解。

经过这一改造,这门课一下子就变得有意思了。令我欣喜的是,这波学生从学期始到期中到学期尾,眼睛不断发亮,有的学生甚至开始放光。我的考试题目也很特别:以所学的知识解析你家乡发展的案例。有的写自己家的变迁,有的写自己小时的村庄、乡镇、园区、产业的变迁与转型。批改这些案例时,让我兴奋了一周,幸福满满。

到学校后还仍然坚持的一件事实际是我的老本行,就是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知是因为思维惯性使然,还是因为内心有一种东西让自己停不下来,总觉得你跟这个国家关联着、牵系着。过去这样做还可以说是工作性质使然,现在还如此,就有点找苦吃了。有时候也调侃自己:一身轻后,现在每天睁开眼就是中国,闭上眼就是世界。对于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可能影响,还是要坚持发声,差别在于,过去是写决策咨询试图影响决策,现在更多是通过向有公信力的媒体撰文影响公众。在我看来,发专业的声音,就重要公共政策进行评论,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社会越来越多元,信息越来越庞杂,公众越需要有负责任的声音。过去写决策咨询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因为担心自己的主意出错影响决策,现在就公共政策发声同样在内心也是很看重的事,每一篇东西得先自己想清楚了再抛出去,绝不敢草率。对国家命运的操心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独特的一种家国情怀,不管有没有用,保持这份心在我看来是要有的。

干教师这个行当是自己主动选的,要做的这几件事也是自找的,能坚持多久,能做到什么程度,全在这块高地在你内心的分量。写上这些文字,是一份交代,更多是一种自我提醒。

 

每次上讲台,于我都是全新的经历

小说家,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 田耳

(视觉中国/图)

本来,当老师于我是不可想象之事,无他,天生是大舌头,讲话都困难。这缺陷也没给自己励志,中学以后我成绩一塌糊涂。在我生活的小县城,好学生自有前途,差生反倒无须操心,在周围亲友看来,我的工作和将来,是我父亲必须解决的问题。父亲本指望我考重点大学,后面指望我能像他一样读湖南师大,慢慢发现只要是所大学我都考不起,便也认命。

本来,当老师于我是不可想象之事,无他,天生是大舌头,讲话都困难。这缺陷也没给自己励志,中学以后我成绩一塌糊涂。在我生活的小县城,好学生自有前途,差生反倒无须操心,在周围亲友看来,我的工作和将来,是我父亲必须解决的问题。父亲本指望我考重点大学,后面指望我能像他一样读湖南师大,慢慢发现只要是所大学我都考不起,便也认命。所以我认为父辈这种品质值得赞美,他们经历苦难太多,仍然敢于仰望星空,一旦不顺遂,转瞬便安于现实,仿佛中间都没个转换。
父亲恰是一名教师,所以日后当老师,仿佛是我最大的职业选择。高考落榜后,我去读本地的电视大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方向是“师范类”,这也是父亲让我去读的原因。我头皮发麻,即使当上老师,必然分到偏远的乡镇中学,想回县城万分不易,要上公开课考评。我的大舌头随时能把我一票否决。但我没资格对此提出异议,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大专毕业后,当地教育部门发文,非师范类学校的师范生,还要去教师进修学校再读两年,每年学费一万二。那时候中学教师一个月工资三四百,拖欠短款是常有的事。父亲搞一搞成本核算,认为去进修学校完全不划算,又想以自己中学特级教师的资格,为我求取破格的机会,却卡在一位主要领导手上,不肯签字。父亲当年在单位也是一名炮筒子,我见过他当面数落领导,领导涵养十足,对他慈祥地笑。待我要就业,父亲没想到求人办事这样难。几次,喝酒以后,他劝我不要担心,往后他会有更好的安排。母亲就会在一旁叮嘱:“喝酒了不要话多。”
其实我一点也不担心,甚至解脱。我是要当作家,像高尔基,把社会认作大学,心里面有古怪的安全感。这点倒是让父亲欣慰。
但当老师,对我而言似乎又是宿命,比如终于当上作家,但更多的人,喜欢将我叫成老师。现实生活中,叫成作家总是显得古怪。而且,这种称呼就像谶语,后面有机会到大学工作,我没有犹豫,因为这一直是自身的隐痛。人缺什么想什么,我想体验大学生活。调去大学时,说是当驻校作家,当杂志编辑,但人事关系理顺以后,我发现讲课是必须的。
这时候,我问自己,你一直害怕的,何尝不是一直向往的?
作为一个大舌头,我童年时期常做滔滔不绝的梦,仿佛我能成为一个演说家。另一方面,我坚信自己只是口齿不清,而非不会讲话。厘清这两者的区别,于我而言,有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事实上,一直以来,当别人笑我口齿不清的同时,我也经常暗笑别人表意不清。我有话憋着不说,平时只能张着耳朵倾听,才会敏感地察觉,我们日常的交谈,其实充斥大量的废话、歧义以及病句,往往有上句无下句,往往前言不搭后语。但这所有的言不及义,都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效地、热烈地沟通。 
 

我其实想讲话,我读书时想过当老师,我觉得我当老师,学生不至于这么枯燥乏味。但首先,我讲话要别人听得懂才行。

第一次是搞讲座,大概在2002年,一位在吉首大学当老师的老同学,拉我去给他学生讲一讲文学。“你要敢于站在讲台上,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以后当作家用得着。”他说话时还帮我整整衣领,又说,“我要把你从这里推向世界。”我只有感谢朋友的好意,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了讲台。记得当天是指导他们看哪些文学书,这很宽泛,可以随性地讲。那天应算正常发挥,我留意着台下的学生会有多少退场。因为我有经验,碰到难以卒听的讲座,退场都要抢先,否则一晃眼工夫,台下只剩我一人,想走都走不成。

我那同学平时纪律抓得好,当晚学生离场的不多。我稍微放下了心中的忐忑,对自己说,你也不必妖魔化自己的口头表达嘛。但这又使我放松了警惕,第二次再去另一个学校讲座,人家命了题,谈在读图时代,为何还要文字阅读……听见对方给的命题,我第一反应是,这还要说嘛,理由简直俯拾皆是。我容易紧张,也会莫名放松,两头走极端。那次我没有打讲稿,讲座前一晚又没睡好,等到开口讲了十分钟,脑袋忽然一片空白,要表达的意思,全都躲躲闪闪,而舌头忽然不能拐弯,怎么也触碰不到那些准确的意思。这样“尬聊”了半小时,我浑身冒起虚汗。旁边主持的老者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年后,你们可能忘掉无数的讲座,却能记住今天一位讷于言敏于思者的戛然而止。”

老者为我打圆场,我听得头皮瞬时崩裂。

那以后再不敢掉以轻心,讲课、讲座都要将讲稿打得相当详细,也渐渐摸清了思与言之间的结合点。我讲课不多,但每一次对于本人,都是独特的经历,因为我实不知自己当天有怎样的发挥。自我感觉发挥出来了,则浑身舒泰,否则,接后几日都会笼罩在轻度抑郁的情绪中。当然,这些都是我独自的反应,是我一人的死去活来,在别人听来,都一个感受:这人舌头有点大。

随着经验积累,我也知道每个地方的人兴奋点不一样,比如说在两广,广州人特别喜欢急转弯似的机智,南宁人则对此无感,他们更喜欢外地人模仿几句南普。懂得一定技巧以后,偶尔我也能让听众笑声不断。笑声不一定说明什么,但我乐意,从中榨取一丝安慰。

终于我已习惯了别人叫我老师,但我不会习惯于讲课,因为只要还是大舌头,我就对讲话葆有足够的警惕,也消除不了那份紧张。开口讲话,给学生讲课,这给予我一种无可消弭的矛盾心情。这种紧张和矛盾,反过来又让我对讲课如此迷恋,每一次走上台去,会有怎样的发挥,都是听天由命。我像个赌徒一样,对自己说,今天的发挥,赌一把!

偶尔,有学生说老师今天你讲得真好,我心里一酸,挺想把他(她)捧起来亲一口。但我是一名老师,懂得要为人师表,所以只能慈祥地看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