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舒

最近,机构又来了几个新人。我耐心解答了她们的一些工作问题后,才发现自己俨然已是别人眼中的前辈了。当初找工作时的奔波和忙碌还记忆犹新,不知不觉就已在美国工作近一年了。十个月的时间虽不长,但已足够让我品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

我从事的是个案管理工作,一般个案的工作周期是八个月。就在不久之前,我入职后接手的第一批案子全部到期结案了。记得当初接案时,我对结案充满憧憬,渴望着完成任务的解脱感和成就感。在书桌旁的日历上,我用马克笔在结案日期上标注了醒目的黑圈和案主的名字,就差没扳着指头倒计时了。但真到了结案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心酸与不舍。在开会和培训时,我多次学习过boundary(与案主的界限)的理论与案例,时刻牢记千万不要让案主过于依赖社工和社工的服务,以免最后难以接受我们要从他们生活中彻底离开的事实。但有一点不知为什么学校没教、我也很少被提醒,原来这段工作关系的结束也会让我非常难过。在案主习惯了有我陪伴的同时,其实我也习惯了陪伴案主。
圣诞期间,我把机构准备的圣诞礼物送给了第一个结案的案主金柏莉的孩子。没想到,金柏莉说她也为我准备了圣诞礼物。我虽然很惊喜,但也只能婉拒她的美意,并解释我们不能接受案主的礼物。金柏莉很失望,但表示了理解。我补充说,如果她非想送我点什么的话,感谢卡可以收。但我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很少有案主会真的去买感谢卡送给我们。在最后几次的会面中,我不断提醒金柏莉她的结案日期,并一步步履行了常规结案流程。我表达了对金柏莉的肯定和祝福,也给了时间和机会让她表达了心情。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她掩饰不住喜悦又故作神秘的告诉我,她和孩子要给我一个惊喜。我隐隐的期待着,却不露声色的佯装镇定。告别之际,她拿出一张孩子的涂鸦和一张她自制的贺卡。孩子给一个礼物盒子上了色,而她则给一副标题为“Come Together(走到一起)”的画上了色,在背面写了节日祝福和一句感谢的话:“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taught me over all visits!(谢谢你在所有会面中教给我的一切东西)”。虽然这是我迄今为止收到的最简易的卡片之一,但我的喜悦和感动却更甚于收到别的贵重礼物的时候。金柏莉细数着对我的种种感谢,已是热泪盈眶。但我已听不进她说的话也不敢再听,只能拼命的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能在案主面前失态!最后,我只能借口上厕所去卫生间用冷水洗脸,才勉强克制住了感动和不舍的泪水。

一离开金柏莉家,我就在自己的车里哭了出来。我一边问自己难道每次结案都要哭一场吗,一边为自己辩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就算和相处了近一年的小猫小狗分开都会难过,更何况是人呢。在这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和金柏莉及她的孩子每周见三次,共五六个小时,怎么可能没感情呢?我跟我亲生父亲在这几年都没见的这么频繁啊!虽然我们是工作关系并不是朋友,但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却比和朋友相处的多,对她的了解也比对普通朋友的多。在这期间,我见证了她的进步和成长,她也同样分享了我的生活,以她的方式在合理的界限内关心和支持着我。我从外地旅游回来,她问我玩的如何;我生病了,她祝我早点康复;我的车坏了,她表示叹息和安慰… … 我不仅舍不得金柏莉,也舍不得她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想到这一别后,我这辈子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也不会知道他们过的好不好,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这份伴随着为她开心的离别之痛,让我尝到了工作中的酸,是书本里不曾提到、校园中不曾体会的。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对工作的流程、可能的变化和常见的挑战都越来越熟悉。过了三个月试用期后,我就再没体验过慌乱的感觉,也不像最开始时什么事都第一时间打电话请示上司,就怕出错。想到什么该做的事和想同上司核查的问题,我都马上记在随手携带的小本子上。我还自费另买了彩色文件夹和标签,将个案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更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分类和整理。见识过很多不同情况之后,我对工作中的临时变化和突发事件也越来越胸有成竹、应对自如。我一直坚持着“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原则,工作笔记和行程记录都尽量当天打完,争取不堆积工作。我所有的工作任务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所以我至今从未迟交过一份工作报告和文件,甚至常常提前交。这份用心的付出,换来的不仅是案主、上司和机构的肯定,还有同事、合作单位社工和其他同行的赞赏。这些都让我尝到了工作的甜头。

尤其是我的上司特蕾莎,在我近一年的工作和生活中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特蕾莎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单亲妈妈,成长在一个贫苦的单亲家庭。在这份工作之前,她为养家糊口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终于在几年前半工半读拿到本科学位。她的学位在人才济济的美国社工界毫无优势可言,但她勇敢直爽,从不讳言这些。作为督导,她肩上的胆子比我们一线社工更多更重,很多周末也不得不加班。但她却永远精力十足、活力四射,总是开心的大声说话大声笑,活的真实自在。她每周给我们的邮件中,都会在最后写上诸如“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是最棒的团队和员工”和“我爱你们”之类的话,还会在句子末尾夸张的打很多个感叹号。虽然有时真有点肉麻,但还是挺温暖的。

最近,凤凰城一改沙漠地带冬天不冷的一贯作风,下了暴雨甚至冰雹。特蕾莎马上发了邮件要我们注意安全、希望我们没事,还强调“慢点开车!我宁愿不停的接到抱怨你们迟到的投诉电话,也不愿听到你们不安全的消息!” 对于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特蕾莎都耐心倾听,并锲而不舍的帮我找办法解决。在我刚参加工作时,因为我说对自己现有的写作水平不满意,她不惜花大量时间像学校老师一样一字一句的修改我的工作报告。不仅如此,特蕾莎也给了我很多写作的素材和灵感。她用行动支持着我的撰稿事业,解答稿件疑问、提供稿件资料,并为我的发表欢呼喝彩,表示由衷的高兴和骄傲。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特蕾莎都是我的学习榜样。她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和安慰,还有她那极具感染力的乐观天性,都是我工作中的甜蜜风景。上司和下属关系与师生关系,更为亲密和深入,也更错综复杂而耐人寻味。

工作中的苦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工作时间的灵活性上。我的工作时间不由我、我的上司或者机构决定,主要得看案主和案主的孩子什么时候有空和我见面。他们上学或者上班的时候,我就不能安排工作。虽然早上不用起很早,但我常常得工作到六点以后甚至更晚,有时周六也要工作。工作时间灵活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我的工作时间每个星期都不一样,只有到了这个星期才能知道下个星期的时间表,这样就很难提前安排和计划任何别的事情。更令人沮丧的是,无论我提前计划的再周全,案主却永远不会像我们期望的那么合作。取消预约基本上每周发生,最令人苦闷的是案主有时直接彻底爽约,根本不提前给我打电话。有时我开了很久的车,好不容易把案主的孩子按时带到约好的地点,却等不到案主的人,通过电话也找不到她。还没喘口气,我又得把孩子再送回去。一整天烈日下的来回奔波,换来的除了精疲力尽,啥也没有。我深深的苦恼于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被无情的浪费了,有种一事无成的挫败感和内疚感。人生苦短,过一天少一天呀,我心里真着急。

另一丝苦则源于专业圈子的孤独。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和机构经费等原因,我的工作岗位是不提供办公室的。哪怕只是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小隔间,也没有。我不需要每天去办公室坐班,每周开会时去一次就可以了,其它时间与案主在外面见面或者在家工作。很多美国同事觉得这样很自由还省事,但对我来说却是种折磨。由于大家都不去办公室,同事见面很少。沟通和交流少了,互相了解自然有限。我常自嘲自己有同事相当于没同事,彼此除了能叫得上名字、对得上脸,再无任何更深层次的相知。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这好像不是问题。他们身边有同学、朋友甚至家人,并不需要非和同事交朋友。但对于身在异乡的我来说,却是个天大的问题。上班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是我的主要生活内容。机构是我在美国立足的靠山,同事则是我曾经的目标社交对象。无奈之下我转战网络,收获了不少社工界的朋友。但毕竟只是网友,网上聊天还行,想出来见个面、吃个饭就难了,想一起合作干事业就更难了,真是有苦说不出。这些都是念书和找工作时没想到的。虽然是一些细节,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这些苦涩让我懂得在未来择业时,也要考虑工作环境、条件和同辈群体等以前有所忽视的因素。

在工作之初,我遇上了一个火辣辣的案主安卓亚。和她的每次见面都是对我身心的巨大摧残和折磨。她不是抱怨这个,就是挑剔那个,委婉的说是大呼小叫,实际就是粗鲁的高声谩骂。我属于十分友善型社工,案主提出的意见只要不违反规定,我一般都会马上接受并酌情调整自己的行动。但安卓亚是个相当难伺候的主。比如她这次骂了A方案,我下次操作B方案时,她又开始骂B方案。可有时可选的一共就两个方案呀,我也没辙了,再如何想迁就她也使不出招了。她就像个生脆的辣椒,呛得我难受至极。更憋气的是还不能还嘴,否则就成吵架了。最可怕的是我不仅每周都要见她,还要见三次!

安卓亚是个长期吸毒者,生了很多孩子,全都无一例外的被儿童保护部从她社你伴带走了。她身材壮实,身上伤痕累累。她骂到激动之处,会不由自主的朝我靠近外加指指点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手也要戳到我身上了。出于安全原因,我拒绝与她继续在她家会面,要求转战到社区,一般是麦当劳和星巴克等快餐店。上司为了保护我和我与安卓亚脆弱的工作关系,特地陪我到安卓亚家中去亲自宣布了这个决定,告诉安卓亚这不是我的决定,而是我上司的命令。但这个变化并未改变什么,安卓亚还是该骂就骂,并不理会我们在哪儿。而且我的罪状还多了一条,因为挨骂了所以报复她,不给她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非要她劳师动众到外面来。实际上那个麦当劳就在她家门口,走两步就到了。有时她会主动道歉,说她情绪失控时才那样,平时她是个礼貌温和的人,从不骂人。不幸的是,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失控的频率相当高。我没做什么,她会骂我不作为、一点也帮不上她的忙,我要是做了什么她就骂我不该做或者做得不对不好。

其实我宁愿她别道歉。突来的温柔和谩骂的不断反复,比单纯的谩骂更让人难以承受。后来我都有种被虐待的感觉,却不知道能找谁求助,儿童保护组织不会管我,警察也不会。有时我恨不得她真动手打我一下,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报警了,说不定还能休假几天回家养伤!那段时间里,我每天见完她之后都委屈的以泪洗面,还对天发狠“马上辞职!”或者“明天就回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我还多次想到,我祖国人民大把需要我帮助的,我一个知识分子千里迢迢来外国为你服务,你还挑三拣四的,咱不伺候了还不行啊。好几次她骂的变本加厉,我在回家路上把给上司的辞职信都在脑子里打好了,也开始在网上搜索别的工作。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钱多少没问题,只要不用挨骂!但那时我连试用期都还没过,难道真舔着脸跟上司说“我做不来,把这个案子给别人吧!”我不停的问自己,难道每次有棘手的案子都撒手不干、举手投降?这次逃避了,下次怎么办?就算逃回国了,在国内又遇到棘手的工作再怎么办?… … 那段最辣的日子,我也总算熬过来了。现在回头想想,也算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了。如果以后找工作时招聘启事上写着“能在压力下工作”,我应该会在面试时与他们分享这段服务安卓亚的火辣故事吧。

 读社工、来美国,都纯属偶然。我不像有的人,被诸如香港督导之类的身边人所激励,在精神偶像的强烈感召下咬牙坚持着。我只是不挑剔的接受了命运赐予的机会,善待接触到的人、做好接触到的事,做一个快乐的人。

 

转载自 周舒_Shu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