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惊悚片宣传语,曾是“80后生活新主张”
事实上,“空巢青年”一词在近十年前已零星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只是前后相较,“空巢”的意义取向发生了极为微妙的演变。2008年,“空巢族”、“青年空巢族”连同“丁宠族”(将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丁克族)作为“80后生活新主张”而被都市报所引介,是“只和另一半与工作为伴”、有点寂寞但颇为时尚的族群。近十年间,“空巢”从一种新时兴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一种自主选择、却身陷被动的普遍独居状态,空巢生活的主流图景成了:初抵温饱,社交不足,独居度日,冷暖自知。
玫瑰色的“独居时代”,或日趋脆弱的“无缘社会”?
对于当今中国的“空巢青年”而言,集体主义的童年早已伴随上个世纪远去。城市的组织形式也伴随单位制组织的瓦解,转变为由一个个欲望个体所驱动的日渐膨胀的都市。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中国新世纪人口流动的产物,“空巢青年”的身份,首先是个体化了的消费者,是与共同体脱嵌了的个人。而如何重建“共同体”以应对孤独,恢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之共时感与共情感,这恐怕不单是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困难,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个体化赋予了个体以自由选择的能力,然而在自由选择的范围内,我们却无法找到“逃避个体化”或“拒绝参与个体化游戏”此类的选项。
鲍曼不无悲怆地评论道,“任由命运摆布的个体最普遍的困扰在于,他们是不能累加的(not additive)”。因为从一开始,被塑造出来的个体就缺乏能与他人之困扰相接合的边界,他们难以为一个共同目标拧成一股绳。人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比如学会如何在下一轮的裁员中不被淘汰,如何把脂肪和其他讨厌的异物从自己的体内排出去;但在他人的陪伴之中,人们首先学到的却是:如何经受住自己无法逃避的孤独;如何独自面对和抗争风险。在陪伴之中,个体仅仅收获了一种彼此“共同”走上“独自抗争”之路的幻觉。
“一个在自身的迷雾中游荡的人已经注意不到,这种孤独,这种‘自我的孤立禁闭’,是对大众的惩罚”,贝克在《论工业社会的致命之处》一书如是说。无论喜欢与否,独居时代的空巢者都已身陷此境。他们或许在戴维斯(Mike Davis)所言“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之中占有一个尚不属于自己的温馨小窝,或是在即将到来的“无缘社会”中收割亲人友邻的往来与支援,“空巢青年”能否“个体地结合起来”,答案远非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