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校园暴力的成因
(一)美国研究认为校园暴力的成因

(1)紧张的生活节奏所导致的人际关系疏离
美国,工作竞争十分激烈。迫于生活需要,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节奏很快,空闲时间、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较少,许多父母缺乏与孩子沟通,也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教育孩子,这决定了家庭模式中亲子关系相对疏离、角色弱化。长期发展下来,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孩子对社会、对家庭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他们不信任周围的环境,不信任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也不善于与其沟通,他们用电视或其他媒介中介绍的暴力方法来处理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2)种族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矛盾
国外校园里的学生很多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由于差异而导致的同学间的矛盾很多,老师一般只处理一些较严重的暴力事件,却很少有时间来处理一些小的矛盾,但是这些小的矛盾极有可能会转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

(3)日益严重的青少年成瘾行为
青少年的成瘾行为一般指的是酗酒和药物依赖。过量的酒精和药物会使人的大脑处于极度的兴奋和紧张状态,有时还会使人迷失自我,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调查显示,80%以上的酗酒者曾制造过校园暴力
(二)日本认为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有:

(1)家庭因素:核家庭的增加 家庭内部交流蜕化及家庭教育的偏颇。

(2)学校因素:学生不堪重负的考试竞争管理主义教育及僵硬的师生关系。

(3)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富足的生活、精神上的空虚使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膨胀。
二、研究了国外针对校园暴力的处理措施:
(一)美国近年来逐渐探索出一条整合性治理路径:

(1)政府引导,部门联合,建立有效综合治理思路,针对校园暴力的预防、危机干预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完善立法,建立各种全国性组织,建立信息共享系统,充分形成各方力量的对话机制。[4]从公共健康、健康关怀、精神健康、法律制裁、犯罪治理、社会服务、教育以及其他层面发展有效的预防策略;建立有身心障碍学生和其他易被攻击人群的专业数据库;给予受害者生理和心理上的服务;将禁止酒精滥用、其他药物滥用政策校园暴力预防政策联系起来;对医生尤其是精神科医生实行专业教育,使其以更加专业的理念和方法对校园暴力受害者实施援助;阐明和澄清文化差异群体,如种族、信仰、伦理等方面的价值和行为标准,大力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和全纳教育。

(2)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者互动的综合干预网络
校园暴力需要教育部门、学校所在社区、卫生部门的综合干预,建立三者之间顺畅的关系,充分调动其内在力量与资源,使之得到有效整合。教师、家长、社会工作者等成人要成为学生可以信赖的“避风港”。

(3)全面评估、及早预警,制定综合性干预计划
对学校存在的安全威胁进行有效评估,建立预警机制,实行危机管理。美国教育部门出版小册子《尽早预警,及时应对:安全学校指导》。小册子详细列出了处于危险中学生的种种迹象和标志,囊括了安全学校的各项指标体系。每一位同学、家长、学校员工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都有义务将之报告给学校的咨询者、管理者、心理专家等以便积极采取措施。

(4)美国的一些学校建立了校园风险评估流程,包括警示信号、风险分析、诱因事件、实施行动、重新评估,回顾警示信号、危险因素、诱因事件、行动实施等,对危害的种类进行重新评估,制定和确立合适的行动计划。

(5)构建“6C”校园文化,营造全纳、和谐校园
为了防止校园暴力的发生,美国学校围绕“6C”着力构建全纳、和谐的校园文化,使学校成为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社区,增进学校各成员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6)完善课程设计,丰富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
美国学校通过完善课程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充分发挥课堂教育在校园暴力治理中的作用。

(7)对受害者积极援助,制定多元化干预方案
校园暴力发生以后,学校应建立危机反应和临时救助小组,制定多元系统干预方案,从多个角度针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分析,不仅调查校园暴力行为本身,还要调查引起校园暴力行为的家庭、学校、社区原因。
(三)韩国政府相继发布了《校园暴力根治综合对策》《“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及《2014年度“以学校现场为中心”校园暴力应对政策的促进计划》等一系列针对校园暴力的法律措施,旨在通过一系列校园安全法案的出台及校园暴力防治项目的推进,创造出以学校为主体,学生、家长及社会主动参与的新型校园暴力防治机制,构建一个“零暴力”的温馨和谐的教育环境。
(四)英国开启了以学校为主,结合家庭、社会和司法的综合模式。学校不仅关注学生的校内行为,也关注他们校外的表现,对学生校外行为进行管理,如果学生家长发现老师在校园欺凌方面处理不当,就可以向校长乃至地方教育当局申诉,以追究教师和学校管理疏漏的责任。此外,在国家政策上,制定专门针对校园欺凌政策法规;在社会层面,创造出有助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的社会环境,从2005年起,英国每年的11月会举行反欺凌周活动,集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在教育者层面,强调教育工作者在关注青少年学生成长上的法律责任,近年来,英国教育当局高度重视老师在服务管理学生行为上的地位和作用,拨付专项经费用于老师的培训,帮助老师掌握识别校园欺凌和进行早期干预和行为矫正的方法。
(五)德国力图从人性入手,从源头上解决校园暴力。幼儿园和小学一开始就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善良教育”是德国儿童接受人生启蒙的第一课,从爱护小动物开始,通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这种以亲自动手喂养小动物为载体的“善良教育”,已经成为德国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孩子进行“善良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同情和帮助弱小者。对于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都要尽力相帮,培养他们做人的基本公德。而且,德国对校园里出现的恃强凌弱的“小霸王”关注态度鲜明,打击力度也很大,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国家。在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校园“小霸王”,校方有权把他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强制管教。
(六)挪威为应对校园暴力,实行政府支持和学校干预相结合的模式,全民行动。在挪威,政府鼓励学校对包括网络欺凌在内的校园欺凌问题采取全校范围的干预措施,学校建立了全校范围的反欺凌政策,例如对学生行为进行限制,组建教师职业发展小组,与学生开展有关同辈关系与行为的班会活动,为欺凌者、受害者及其家长提供心理咨询等。并且,为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挪威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一个宣言,号召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和教师团体加入到尽快根除校园欺凌现象的行动中。
(七)澳大利亚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欺凌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增进师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来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其理论依据是:只要认识到骚扰、折磨与自己不同的人是错的,那么欺凌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八) 以色列为解决校园欺凌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要求学校建立全校范围的反欺凌政策,并对在职教职员工进行培训。以色列还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和研究提供支持,以求寻找到个性化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