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公众熟知的地震救灾之外,在福建,还有一支民间防汛抗旱救援队。(视觉中国/图)

作为一个中国非官方组织,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试图用一种创新性的协调机制,来引导民间力量与官方一起协同救灾,并在非官方救灾机构之间建成一个有效沟通平台。

2017年5月11日,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发生5.5级地震。壹基金在第一时间联合喀什救灾分库调配救灾物资,并于当天下午8时抵达灾区,向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

这是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以下简称救灾协调会)成员单位,以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名义的最新公开露面。

救灾协调会是一个于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后成立的非官方协调组织,目前有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等7家成员单位,先后参与了雅安地震、鲁甸地震和尼泊尔地震等救灾工作。

2013年9月23日,在第二届深圳慈展会上,救灾协调会向人们展示了一项数据:“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为4·20雅安芦山地震投入救灾重建金额8.5亿元”。这也是鲜为人知的救灾协调会,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窗口:官方救灾体系对接民间救援力量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

正是这一次地震,让中国民间救灾力量真正走到了一起。据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回忆,当时在雅安地震灾区,时任四川省委常委,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提出,希望在政府救灾体系当中专门做一个窗口,来对接民间的救援力量。

这一设想极大地鼓舞了涂猛,“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当天,涂猛就找到了时任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当时我还记得是在杨鹏的宿舍里,一同谈到了这个想法,他也表示需要一种协调机制”。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的响应。

在雅安地震时,几个大型基金会提出了建立协调机制的想法,希望可以和政府形成机制性的对接。“在灾情信息上实现互通共享,以便在整体救灾项目上能够统一协调。”刘文奎说。

政府救灾体系需要专门窗口,民间救灾组织需要灾害响应协同机制,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也存在内在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救灾协调会应运而生。

2013年4月29日,也就是雅安地震第十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壹基金等五家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定位:历经四年探索发展方向

2014年4月16日是救灾协调会自创立以来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一天,救灾协调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协调会章程,选举刘文奎为协调会首任理事长,还确立了协调会宗旨:“致力于促进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在防灾、减灾、救灾、重建中的沟通、交流、合作与协同”。同时会议还规定,每届理事任期一年,理事长从每届理事会中选举产生,理事长可以连任,但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救灾协调会工作人员蒲飞宇表示,他们机构的目标是要成为“为中国救灾社会组织提供资源、信息、执行标准、影响力服务的具有核心价值的互动平台”。

与以往分散式自主救灾不同,救灾协调会的优势在于,通过各成员机构以及合作伙伴的专业优势,建立救灾工作中针对妇女、儿童、老人等不同受灾人群,进行标准化或模式化的物资发放、灾民安置、心理抚慰,以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和执行体系,进而帮助成员机构以及合作伙伴在救灾过程中进行有效协调,也有助于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对接与沟通。

救灾协调会总干事贺永强告诉南方周末,他平时主要负责与成员机构联络,了解成员机构救灾工作方面的动态和计划;与民政部救灾司合作,进行救灾方面的业务培训。

为了加强各成员机构之间的联系,救灾协调会成员机构自2014年起,每年5月12日都要举行联合救灾演练。如果某地突发重大灾害事件,救灾协调会的协调机制开始运作:总干事联系当值的理事长,由理事长在第一时间召集人员进行紧急会议商讨,同时密切关注灾情的信息和民政部救灾司的动向,根据灾害级别确定响应级别,这也关系到社会组织紧急响应的规模。紧接着相应响应环节,顺次启动。

救灾:境外行动考验协调机制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救灾协调会的协调机制迎来首次国外大考:成员机构对尼泊尔当地情况不是很熟悉,此前并没有任何境外救援的经验,各成员机构对是否开展联合响应机制也存在不同意见。

据时任救灾协调会总干事徐凡回忆,当时她正在广州出差,参加关于媒体在救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沙龙。尼泊尔发生地震后,微信工作群里都在讨论是否需要协调会来响应。由于发生在境外,各成员机构对是否需要采取联合响应有不同的观点。响应级别主要是参照国家以及各成员机构响应级别而定的,针对灾害级别以及国家和成员机构响应级别的不同,所涉及的工作也有所不同。

2015年4月25日当晚,救灾协调会即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召集协调会成员机构代表和其它相关机构召开第一次协调工作会。为能安全高效有序响应“4·25尼泊尔地震”,会议决定建立“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又称“信息协同平台”)。并于当晚制定紧急响应阶段信息协同机制。同时,基于国际机构对于国际救援的专业工作体系和丰富经验,救灾协调会也邀请了正在尼泊尔开展灾后响应工作的国际伙伴加入。

次日,“信息协同平台”所有参与机构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第二次协调工作会。与会单位一致同意此次协同定位为“一个地震两个灾区(尼泊尔、西藏),两个灾区工作同等重要”。此次是第一次中国社会组织联合开展境外救援,经验缺乏,需特别注意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救灾协调会再次提出“信息协同平台”主要负责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不直接对个体志愿者提供相关服务。

此后,救灾协调会于2015年4月28日和29日分别召开尼泊尔前方协调工作会议,协调各成员机构在尼泊尔前方的救灾工作。半年后,中国社会组织在尼泊尔地震救援仍面临专业化程度有待深化等挑战,仍是业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未来:协调会将何去何从?

救灾协调会成立后,成员单位最多时有9家。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加入之初,声明与救灾协调会合作2年,于2015年退出协调会;中国青基会也因为自身内部原因,于2016年5月退出协调会。

蒲飞宇表示,将来协调会将继续利用自身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各成员单位对灾害的长期关注与参与,在民政部《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背景下,通过各类会议和项目聚合资源,拉近与政府、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媒体等资源相关方的关系,促进救灾领域各方“话语体系”进一步统一,逐渐形成国内专业救灾组织平台的社会定位和价值定位,促成行业共识。

2016年5月5日,首次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在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举行。贺永强对此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对社会救援力量的一种认可,也是协调会这些年的努力赢得了这种地位”。

谈及协调会未来发展,刘文奎说:“面对灾难尤其是大型灾难,需要全方位立体的救灾,需要调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救灾。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灾害来临时,可以迅速发挥作用,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希望协调会未来可以形成一个正式机构,吸引更多组织参与,同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

而救灾协调会现任理事长李劲认为:“救灾协调会目前还处于一种大胆探索及尝试阶段,它一些职能在未来是否会得以强化,需要时间来检验,包括协调政府部门关系、统筹内部成员单位等,需要在大救灾过程中才会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