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酉衣申

奇怪,怪异,古怪……20世纪90年代,一种全新的性别观念席卷美国——酷儿。“酷儿是一个征兆,而不是一场运动,它是一个希望激烈变革的征兆”,正如keith alcorn所言,酷儿产生于同性恋运动成功进入主流文化的之时,酷儿即反抗——包括对同性恋的同化的反抗和异性恋的压迫的反抗。

酷儿向社会常态提出了挑战。这种常态是指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包括了“仅仅把婚内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现象。就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以异性恋为基础的婚恋价值取向始终为主流社会信奉,而类似同性恋则被视为某种非常态存在。在固有的社会制度之下,异性恋憎恨同性恋同性恋自我憎恨,继而发生某些荒唐行为(包括盛极一时的同性恋矫治,因性身份产生的恐怖袭击等)。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平权群体,女权主义群体,同性恋群体出现在公众视野,打破了异性恋自然秩序的观念。与此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产生的酷儿,倡导性欲摆脱性别身份,以一种更自由的视角关注个体作为人的存在。

社会学的角度,性别并非自然属性,乃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并强化的。性的分类是权利和知识的特殊相似性的产物。麦肯托什借鉴功能主义的观点提出:社会制造了同性恋的角色或身份,目的在于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作区分。特别是通过把同性恋定义为不纯洁或玷污的,而把异性恋定义为纯洁,同性恋角色的作用既包括隔离性异常者,又是异常者规范化。主流的性观念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应当而且是必然统一的,虽然后来的大量研究证明同性恋异性恋者的区别(金西的报告),但异性恋霸权仍然坚信性欲的表达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而社会性别身份又由生理性别决定。异性恋霸权主义通过反对除自身之外的一切欲望,扼杀一切其他可能性,从而建构了一个性欲和性感的主体——社会性别仅仅源于特定的性器官,同时也是性快感的唯一来源。

这种主体客观上否定了同性恋存在合理性,也事实上造成了某些冲突,或微妙或是剧烈。当然这仅仅是从主流社会的角度,这个世界有两个地方是最缺乏理性的——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冲突微妙地在这两个地方转了个圈儿。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性少数群体的利益并不能得到社会尊重。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存在,社会不认可甚至是惩罚。这点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西方深受宗教文明的影响,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否定了同性恋群体的合理性。中国文化中,很少直接提及性少数群体,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男风”盛行。传统的婚恋中,个人的因素占比较少。婚姻多是建立在两个家族共同利益之上的。因此,我国古代传统社会里只是将“男风”作为一种不成熟行为。就同性婚姻而言,中国社会的支持率低于美国,但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同性婚姻的反对也是远远低于美国的。个人角度,酷儿理论成为一种性政治观点在中国实现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命质量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在提升生命质量的同时,是否能采取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客观上与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息息相关。同性恋群体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形婚率反应的也是对于这种现实的妥协。这些人中有半数回到他们的原生家庭,而那些留在同性恋居住区的有家难归的人,继续重温着愤怒和悲伤。

另一方面,酷儿理论通过把异性恋当作异常现象,使同性恋规范化。“欲望并不是一种先验存在的生理实体,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被历史建构起来的”,如此满足性的生理需要是否天性使然就值得好好研究一番。主流学术领域很少有人探讨过异性恋的合理性。这点源自于社会“正常”的标准很大程度借鉴统计学的统计分析。表面上最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却又是细思极恐。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因着多数人“正义”旗帜而丧命的人远远多于其他的因素导致的人口锐减。酷儿首先肯定了人作为实在个体的存在,人首先是人而不是男人女人。其次,性别源于社会建构,来自于社会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并不存在异性恋,同性恋,存在的只是在某时某刻的同性行为和异性行为。酷儿理论肯定了存在作为客体的意义——存在即合理。恰如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从完全地崇拜权威,到怀疑,到叛逆期的怀疑一切,既而渐渐理解平淡地看待这个世界。酷儿认为,世界并不是非白即黑的,存在某种灰色的杂糅地带。而个人角度,酷儿所提供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向所有传统价值挑战,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和人类生活方式,事实上也包含着对现有社会制度的嘲讽。异性恋不断强调自身行动合理性的,另一方面也是证明了其持续处于危险之中,这种高度不稳定的体系促使其不断排斥其他性少数群体以维持自身唯一性。

“性身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是天生的或者内在心理的产物。社会制造出来的两性结构是压迫的基础;流动的,不稳定的自我经验的固化,基本上是为社会控制服务的。打破这种分类,拒绝而不是接受少数族群身份才是解放的关键。”

忘却性别和性取向的规范,在生命的历程中寻求最真挚的美与爱,这般又如何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