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西班牙和韩国都曾开展过类似的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国家政策,其特点是双重就业保障结构和严重依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1984年的西班牙和1998年的韩国实行重大改革,放宽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导致两国的临时就业激增。尽管有这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但仔细考察西班牙和韩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模式,则两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第一,经过多年连续的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西班牙女性就业人数明显增加,而韩国妇女参与就业人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当考察女性生命周期的就业轨迹时,两国的女性似乎表现也是非常不同,韩国女性的就业轨迹更多呈现M形,西班牙女性的就业轨迹更多呈现U形;

第三,西班牙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和中等教育的妇女之间的就业差距很大,而且这一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扩大,但在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之间的就业差距非常小;

第四,大学毕业的西班牙妇女即使有孩子也不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反,受过高等教育的韩国妇女的就业率会随着儿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下降。

为什么两个同样具有灵活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主义国家特征的国家,其女性就业模式会如此不同?本文首先回顾现有的解释妇女就业变化的跨国理论,其次,通过考察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和性别平等政治来探讨这些差异的原因。

现有妇女就业变化的跨国理论

      比较福利国家文献系统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特征对于了解女性劳动力参与模式的意愿。在这种分析中,特别突出家庭主义概念,该概念指某个福利国家的一种功能。家庭主义导致对工作家庭平衡体制、保育服务、互惠代际关系供给的支持不足。由于缺乏支持妇女就业的社会政策,家庭主义国家往往表现出低出生率。
      然而,经验证据表明,妇女就业率较高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有慷慨的家庭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与福利国家机构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在兼职工作容易获得的国家,大量的兼职工作可以缓解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维持甚至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而在兼职工作不容易获得的国家,大量妇女选择全职工作或留在家中。虽然一定程度提高了女性正式就业水平,但又加剧了家庭生活与就业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外,雇主的工作组织和工作方式做法进一步确定了妇女如何参与有偿就业。一些要求长时间工作的工作场所会给家庭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时间工作的工作文化也妨碍了妇女的就业能力。虽然政府在规范工作时间和工作组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不同的政府其能力也是不同的。性别平等政治被定义为“努力采取措施减少对妇女的结构性歧视”,它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现有研究指出一些权力资源在性别平等政治中的作用。首先,民主国家被认为比保守国家更大程度的促进两性平等和家庭劳动平等;第二,政府和议会中存在更多的女性议员可能导致更多的资源被分配给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第三,社会代理人,特别是妇女宣传团体和工会的权力资源也被确定发挥重要作用;第四,超国家机构可以合法化国家层面的话语和行动。
      本文试图解决的两个难题是:第一,为什么韩国女性比西班牙女性更有可能打断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二,为什么不同于西班牙,在韩国,教育程度和女性就业率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利用现有理论,注意三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作用:(1)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包括就业构成、职业结构和工作实践;(2)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包括育儿假政策和保育政策;(3)性别平等政治。

就业、职业和工作实践的重要性

与韩国女性相比,西班牙女性更多的从事较高质量的工作,如高级官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数韩国妇女担任文员、服务人员和其他非技术专业人员。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国女性结婚或分娩之后会倾向于停止工作。

虽然两国妇女往往在服务行业工作。韩国妇女在农业/渔业部门工作的比例要高于西班牙妇女,韩国女性也更大比例大在制造业和食宿服务部门工作,这些部门经常发生职业中断事件。虽然西班牙妇女从事不稳定工作的比例也很高,但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消费带来的大量私人债务以及高失业率,强烈威慑西班牙低收入就业妇女不会因为有了孩子而轻易退出劳动力市场。

工作时间是另一个关键因素。2005年,韩国妇女每周工作时数为46.4个小时,西班牙为35.5个小时。一些研究还指出,人们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期望以及韩国强烈的以男性为导向的工作文化期望强烈阻碍了韩国妇女平等参与有偿劳动。

工作家庭平衡政策

西班牙和韩国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开始将工作/家庭平衡提上政治议程。虽然两国都相继推出了带薪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但总体而言,西班牙在促进两性平等的制度方面要远远超过韩国。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看,两国政府在改善和扩大幼儿保育和学前教育的努力是非常显著的。韩国政府认为,增加妇女就业和社会投资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和低生育率,然而,韩国的这些改革不足以抵消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如工作时间过长),女性就业水平没有相应提升。

性别不平等政治

西班牙和韩国都具有重要的相同的政治特征。首先,两国都制定了党派竞争的体制背景,多边主义政治动态使政策转变更有可能。第二,他们的政治轨迹是相似的,反映在两国两性平等政治之间的相似之处。在独裁政权和保守制度结束之后,西班牙和韩国的进步政治势力在两国都获得了权力。这些进步的政治势力推动了各自国家的女权运动,促进、改善妇女权利。

正如Kim(2012)所言,在韩国,性别平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妇女团体在政府方面发挥了非常微不足道的作用。韩国的性别平等政治不够强大,不能改变现有的性别和父权制政治文化。结果,工会和妇女运动都不积极地反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

在西班牙,曾经的社会主义政府调动资源,推动两性平等政治,这为巩固性别政治在所有政党的议程和妇女在政治机构中的存在铺平了道路。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盟,进一步学习、遵循欧盟对性别平等方面的有关规定。总而言之,自两国民主转型以来,性别平等已经渗透到西班牙政治之中,但在韩国的政策进程中,男女平等的话语几乎不可见。

结论与讨论

本文确定了两个家庭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令人困惑的差异:韩国和西班牙的妇女就业模式。两国都有同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然而,西班牙妇女在成为母亲时往往不会离开有偿工作,而韩国妇女在生育期间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因此,在韩国,女性劳动力参与整个生命周期的轨迹以M形为特征。妇女的教育获得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也有显着的差异。在西班牙,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就业率明显高于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而较高的教育获得成为有孩子的女性就业不足的保障。相比之下,韩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的就业水平差距甚微。

我们如何解释这个分歧?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现有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变化的跨国理论。这些文献提出的因果机制有助于了解韩国和/或西班牙案件的某些方面,但不太可能解释这些类似情况的内部变化。作者认为,只关注微观或宏观层面的解释无法捕捉到具有同等制度背景的这两个国家妇女就业的不同动态。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韩国和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某些特征,工作和家庭平衡政策以及性别平等政治的结合解释了观察到的分歧。以男性为导向的工作实践 – 特别是长工作时间、缺乏优质就业和过大的性别工资差距似乎对减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韩国妇女留在劳动力市场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两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政策并不发达。然而,尽管西班牙在就业方面的性别平等改革已经很明确,但韩国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发展 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效果来抵消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两性平等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后专制国家的类似的宏观政治体制框架,是发展两性平等政治的有利背景。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与韩国相比,西班牙对性别平等做出了更大的政治承诺。由于西班牙国内和欧盟的超国家动态,西班牙政治文化的根本变化导致政治上认同两性平等。结果,韩国妇女似乎仍然遭受劳动力市场受挫的后果,传统的男性养育模式尚未得到克服。

文献来源:

Margarita León、Young Jun Choi、Jong-soon Ahn,”When flexibility meets familialism: Two tales of gendered labour markets in Spain and South Korea”,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016, Vol. 26(4) 34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