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工作后专业化 证据为本 反思实践 话语实践

  一、社会工作的后专业化时代

格林伍德年在美国《社会工作》杂志发表文章论述了作为专业的个特质——系统的理论、社会认可、专业权威、伦理守则和专业文化,并以此标准来评判社会工作专业声称社会工作已经是一个准专业。然而格林伍德的声称做出不久,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对专业特质的质疑声。对社会工作领域的质疑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左派批判主义二是来自实证主义。年劳尔森(发表在《社会工作激进论文集》中旳《专业主义》一文代表了左派批判的声音他从专业关系、专业权威、经济动机、专业知识、个人声望和政治结构等方面论述了专业主义的内部裂隙和代际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地指责专业主义为恶魔。费舍尔(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工作》杂志上的《社会工作是否有效:一个文献评论》一文,则代表了实证主义思路下的质疑声。费舍尔经过系统评述当时的研究文献后指出,社会工作专业的许多实务模式并没有扎实的证据来证明专业效果,而是处在各个流派大师及其追随者的自我吹嘘过程。这些批判的声音刺激社会工作专业做出反应力图挽救自己的专业形象和专业地位。

进入世纪年代以后北美的社会工作尽管存在一种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的增权取向的新主流框架但是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声音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甚至有人说以北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工作已经进入后专业化时代曾家达等。后专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工作更加强调知识来源的反思实践性、寻求实务创新和识生产的分散化,反对学院里纯学术的垄断地位以及专属专业领域划分和垄断,注重学术和实务的联合、跨专业的联合与多种变化过程的概念化。然而仅仅给出后专业化时代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特征还是不够的为给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提供借鉴,避免盲目地崇拜当前新公共管理运动思路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专业社工服务机构的路径王壬、罗观翠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地梳理西方社会工作进入后专业化时代的不同路径和方向。本文借鉴专业化理论的核心特征,建构出一个对应的后专业化过程的概念框架,用以通览西方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发展趋势。

基于西方现代主义专业化模式,中国学者赵康提出了成熟专业的三个核心属性:正式的全日制职业、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知识和教育、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社区认可和支持、自治(赵康,。其中的第一条其实不是成熟专业的核心特征,因为全日制职业很多,但是构成一个专业的职业只有很少几种。而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就是为了实现专业自治的手段,但是能否实现自治则要靠专业权威的建立。所以我们不妨用格林伍德和劳尔森两人提到的“专业权威”来取代二者。至于社区认可和支持以及格林伍德所说的专业权威,其实反映的是一种专业地位和声望的建立标志。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反映的是服务领域的专属性。这样成熟专业的核心特征就可以由部分构成:专属服务领域、专业知识和技术、专业权威和专业地位。这个核心特征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别:前两个是内部特征,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专业服务内容和技术本身特征的概括;后两个是外部特征,因为它们都是关于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关系的特征描述。

如果专业成熟的核心属性为上述个方面的话,后专业化过程就可以根据对成熟专业特征由外到内、由知识类型到话语实践的批判维度区分出种趋势:首先是对专业地位和专业权威的质疑产生去专业权威的动力;其次是对现代专业教育中主导性知识观——实证主义科技理性的质疑,产生去科技理性的动力第三是对主导性专业技术模式——病态治疗技术模式的质疑,产生去病态治疗的动力;第四是对整个现代专业教育背后的知识实践逻辑的质疑,产生出去学科规训的动力。这个维度并不与专业化成熟的个维度一一对应而是沿着专业化的外部特征(专业地位和专业权威)、内部特征(专业知识和技术模式和其背后的现代主义知识实践逻辑(学科规训模式)逐步深入批判然而合在一起可以起到消除专业异化的弊端促进专业更加批判性和处境化发展的趋势。以下,我们将沿着这个不同的后专业化发展维度来梳理和分析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的多元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借鉴意义。

  二、去专业权威——证据为本及增权实践的发展方向

按照现代专业主义的逻辑只有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员才能获得执业资格、拥有专业判断和干预的垄断性地位和权威。有人甚至提出,专业化成功的标准量纲虽然有条,但核心却是“这个职业争取并且最终获得履行一个特定工作排他性权利”,其原因是在世纪年代之前,主导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是罗伯特莫顿提出的功能主义(赵万里,。功能主义关心的不是科学技术内在过程的研究,而是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功能。沿着这种思路加拿大社会学家休斯明确提出了专业人员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功能互换模式:专业人员提供科学而有效的专业服务,社会大众为其提供权威授权和崇高地位。然而,这种建立在外部关系功能互换基础上的专业主义,从世纪年代开始就面临日益增多的挑战和批判。一种批判声音是从实际效果出发,针对日益增多的专业技术导致的不良后果公众日益不满另一种批判声音则直接进人专业化过程的内部,看到其中的权力和利益因素导致的专业垄断和专业权威问题甚至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专业霸权地位,认为专业霸权建立在对公众的专业意识形态确立基础上总之,在世纪年代,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专业权威问题上人们认为传统临床实践不是建立在专业效果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专业传统的权威迷信上。

针对专业权威的质疑和批判形成了两个回应策略:一是主流实证主义范式下的回应策略,走向了证据为本的实践道路;另一个是针对专业关系中的权力分配的回应策略,走向增权取向的发展道路。

(一)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

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起源于临床医学然后逐渐蔓延到其他专业。世纪年代中期’临床医学领域一批英美学者提出要把临床诊断和治疗建立在科学系统的临床实验数据基础上防止临床医师单凭个人经验判断导致的错误,提出了证据为本的医学模式这一模式一经提出就迅速波及到教育、护理、司法矫正、社会工作等人类服务专业领域。证据为本的实践最初出现在英国社会工作期刊随即也进入了美国社会工作理论界。许多人呼吁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不能把临床决策建立在权威、地位或者典故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经验支撑的干预效果之上,并提出了一种修正了的五步实践法。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加细致的、基于证据的实践步骤。

第一步,形成能够回答实践需要的问题,而且问题要尽量的具体、特定和明确,可以被检验;第二步寻找证据,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来搜寻图书馆的研究资料或专业文献数据库;第三步批判地评估相关研究这里有一个科学性层级标准,最科学的是随机分配的临床检验,其次是准实验法,第三是单个案评估设计,最后是一些可以满足底线的研究方法,比如前后测量、相关性研究超出底线之外的最接近科学的研究是诸如随意的个案报告或者相关临床专家的意见等第四步,决定哪种干预方式最适合你的个案;第五步,应用有证据基础的干预方式第六步评估自己的实践和反馈。

其实,在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流行之前,美国社会工作界就开始沿着实证科学经验研究的思路来加强专业实践的有效性。有人对美国社会工作历史进行了分期:年称为权威为本旳实践时期年称为经验性临床实践时期世纪年代后期至今称为证据为本的时期经验性临床实践模式其实就是对之前权威主义模式的反叛,而且产生了非常具体的实践模式最突出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学院开创的任务中心模式以及布瑞尔提出的临床科学家模式这些临床实践模式都体验了实证主义技术理性模式在社会工作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尤其是布瑞尔提出的临床科学实践的个步骤模式与后来的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的个步骤巳相差无几。然而,由于存在着实践机构的工作阻力和科学研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议,经验性临床实践运动面临着一些争议和挑战。到了世纪年代后期随着证据为本实践模式的推出经验性临床实践也就借着证据为本实践这股潮流改头换面重新流行开来。

从经验性临床实践运动到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其基本思路是专业实践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实证主义科学研究是通过化简的问题设定方式来抽取跨情景状况下社会问题的核心变量模式,然后通过随机分配的临床实验检验某种干预策略的实际效果。它对一线社会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主要不是对实践过程的反思,而是具备一定的实验研究能力或者至少学会去寻找和评价以往的经验研究资料。“学会如何批判地评估是否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特殊情景下的特殊干预策略,被认为是和学习流行的一般实践方法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这是一个融合研究和实践的指引程序,但是这个结合方式显然是基于片面的实证主义科学范式,没有考虑其他科学范式和知识类型。这种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把实证主义当作理想的科学模式,而把社会实践化约成遵循变量之间的机械因果关系的行为。它甚至把基于自然情景下的个案研究报告和临床专家的意见都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然而,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质疑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思路和专业实践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这一模式一方面打着反专业权威的旗帜,另一方面却抬升了社会工作社会学研究专业研究人员的权威,制造出一种更加不平等的层级权威关系:最上层是专业研究人员;其次是专业实践人员;最下层是案主。证据为本的实践只是扛着实证主义科技理性大旗,开启了反专业权威的潮流,但是自身却又建构了一种知识权威层次,从而激发起更大的批判和争论。

(二)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

不同于经验性临床实践和证据为本的实践策略侧重于从强化科技理性来维护专业效力,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则是从改变专业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来反对专业权威的。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是针对传统专业权威的意识形态化特征试图通过科技理性来批判其盲目而神秘的专威从而突出专业的可证实或证伪的效果;而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则是直接进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核心地带,试图改变专业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来彻底颠覆专业权威,迈向激进的平权和民主的实践过程。

随着世纪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左倾思潮的流行给增权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社会运动下社会抗争的组织基础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而是强调通过基层草根组织的动员和发展增强草根居民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建构内部集体身份获得外部社会承认。身份政治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核心,而外部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成为资源动员模式下社会运动的职业运动家。在新社会运动的激进社会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也出现了一个激进流派,那就是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

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首先被运用到黑人社区的社会工作中。之后,这一实践策略被激进社会工作者广泛吸收到各类人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之中包括妇女、新移民、次文化群体、老人、残疾人,等等。增权实践关注社会结构性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心理层面的效能感的弱化。这样增权实践模式就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与社会心理学的自我效能分析连接起来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结构问题,是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因而马克思认为必须通过资源分配领域的斗争,来促进社会的平权和公正。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但是仍然认为把谋求利益分配的公平作为斗争的动力和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集体身份的社会承认问题。然而这种结构主义和政策导向的宏观分析思路,忽视了边缘弱势群体的自我心理体验和能动参与’容易沦落为革命精英对劳苦大众的思想灌输与控制导致劳苦大众的无助和无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的研究指出,底层群体在遭遇各种社会压迫与社会服务的推诿过程中不断积累负面的心理情绪体验,慢慢地就会导致对周边环境的无奈、无助感觉这种无助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习得的。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与个人效能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的构成过程。分析清楚宏观结构和微观主体的交互关系也就为综合性增权实践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秉承保罗弗雷尔的批判对话传统,强调通过平等的反思批判对话来对普通大众异化的存在意识进行问题化反思,从而引发意识觉醒,反思自己生活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而增强普通大众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与对自己受压迫环境的觉悟本身就是一种权能增加。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主导也不同于传统的专业主义的专家武断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不是如韦氏词典所定义的那样’给予无权者以权力或权威,或者给予资格允许别人做;而是一种产生权力、发展权力、掌握权力或协助掌权的过程。根据朱迪丝李的解释让底层群体增加权能包括三层含义:更加积极与发挥潜能的自我感觉的发展建构出能够批判性理解自己周围社会政治现实网络的知识和能力为了获得个人和集体目标,培养资源和策略或者培养能够发挥社会功能的行动能力。显然李的增权模式是一种能够连接临床实践与社会行动的整合模式,它由塞利格曼的习得性自我效能感、保罗弗雷尔的批判觉悟能力以及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身份动员三个要素组成,实现了微观动员和集体行动的链接,让底层受压迫群体人人都发生积极转变,成为一种改变自我生活和集体困境的能动主体与集体力量。

增权实践策略不仅提出了一套有关个体心理感觉、认知觉悟和集体行动的模式而且提出了实现增权的具体手段,即有关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专业关系问题。前述在实证主义专业实践模式下通过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追求专业效能只能导致更加严格的地位权威的不平等关系。而增权实践策略则是通过专业实践者和服务对象的角色转化来促进更加平等的专业关系。李认为,增权实践模式下的专业人员的角色应该是伙伴、合作者、共同导师、共同探寻者、对话者、批判提问者、桥梁架接者、指导者、平等联盟权力促进者、共同建设者、共同行动者共同工作者等。如果按照李说的这些专业角色,其实就是放弃实证知识的专家身份,成为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这才是促进增权的关键。如果专业人员不断地强化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随机分配案主进入临床试验来检测专业知识的有效性,只能进一步增加专家的专业权威,弱化服务对象的权能。

显然增权取向的实践是一个更加激进和正义的发展方向。相对于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它不是通过外在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证明自己的专业效果,而是进入专业实践过程,通过改变专业服务中的专业人员和服务对象双方的角色、地位,来转变专业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只有解决了专业实践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促进专业关系的内部平权和平等对话实践,才能真正克服对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的简单权威迷信问题。但是,增权取向的实践策略没有能处理专业实践的知识论问题甚至关于权力关系的分析也是基于一套实证主义的知识观认为是社会地位结构导致的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有人认为’这种基于地位差异的权力观并不能解决由实证知识观导致的权力问题,甚至会导致差异性恃论也就是越是试图客观分析地位差异就越强化了差异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专业权威不平等问题,还要处理好知识论与专业理性的问题。

  三、去科技理性——行动反思实践与批判
反思实践的发展方向

(一)行动反思策略

证据为本的专业实践背后的知识观是实证主义对应的专业实践论是一种科技理性模式。而增权实践策略虽然把专业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当成改变的对象但是依然共享一种实证主义的权力理论。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科技理性模式容易导致新的专业知识权威层级问题和差异困境。对此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行动研究专家、职业教育家唐纳德尚恩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实证知识和科技性。他指出,科技理性思路下的职业教育为学生提供的知识形式是标准形式、普遍适用的实证知识,这种标准知识形态并不适用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现实情境。这样就导致了严谨性和相关性之间的矛盾:实证科学的知识虽然很严谨,但是运用于模糊不清的实际情景时其实并不适用。

为了解决标准化实证科学知识与专业实践情景之间的模糊流动性的矛盾,尚恩继承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知识论强调通过行动反思策略来提升和确认专业实践能力。在科技理性模式下,专业实践能力是指把标准化实证知识通过实习过程运用于专业实践的能力,这个能力始终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或艺术状态。尚恩认为,通过行动反思过程,就是要把这种只能意知的艺术能力变成一种明了的实践知识。其具体行动反思策略如下。

尚恩认为,社会工作者就像其他人际关系专家一样都使用综合性的理论来构想他们的实践情境。当我们遇到一个复杂的情境时我们就建构一种理论框架来理解情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行动检理论构想的效能,他将此过程称为“构想实验”。虽然许多专业实践已经程序化且是重复性的结果“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变得越发不言自明;而实践者可能会错过思考他所作所为的重要机会”。然而,一些复杂的变动性强的实践情景可能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形’这就要求实践者能够使用构想实验,阐明有效的专业实践模型。如果实践者缺乏在行动中的反思能力,他们就会对那些未曾预料的情景做出一种较少关注的反应,使用一些不可用的范畴乃至控制那些情景。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知识的方式。

尚恩进一步指出,在行动中反思形成的特定处境化的知识也有自己的一套知识论,只不过这套知识论不同于一般的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检验过程。一般实证主义的知识检验过程是通过演绎逻辑提出一套普遍声称的假设,然后通过实验或者调查来验证假设是否能够成立。正如波普尔所言,实证科学提出假说是一个个人化过程,检验假说过程才是符合逻辑步骤的科学过程(波普尔,。尚恩提出,行动反思是整合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成的一种知识建构模式。首先人们面对一个需要解决问题的实践情景就要通过问题设定过程来建构一套评价系统作为解决方案的标准;其次人们在评估实践情景时,通过转移过去的知识类型来演绎推理出一个框架作为一种可检验的知识假设第三,这个待检验的知识框架并不是要适用所有情景,而是针对这个特殊情景的,所以检验的证据并不是如证伪主义所言需要穷尽各种情景而只是针对这个情景下的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探索性实验、移动检测实验和假设检验实验等综合方法来寻找独特、适合的有效知识类型这个过程的最终标准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迈克尔伊拉奧特认为尚恩的实践策略只是一种反思实践的元认知理论,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反思实践模式。他认为,尚恩提出的在行动中反思没有考虑到时间问题如果把时间拉长在行动中反思就成为关于行动的反思。所以伊拉奧特认为,实践中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形成,不仅仅需要在行动中反思还需要进一步划分成关于行动的沉思,以及在行动中的迅速直觉性思维和行动。这两种能力的养成都需要把公共知识结合具体的情境转换成个人的知识。所谓公共知识主要是指实证主义的推论性知识、,而所谓个人性知识是指在实践过程形成的过程性知识和个人直觉性知识。这个转换关键要靠专业教育中导师的带领能力导师帮助学生把推论性知识、过程知识以及个人直觉印象整合起来从而帮助专业教育中的学生提升专业能力,成为专业人才。

总之,在尚恩、伊拉奥特等人的推动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沿着反思实践的思路来发展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而不是实证主义的科技理性模式。

(二)批判反思策略

论是尚恩的行动反思模式还是伊拉奥特的专业能力发展模式,都是基于英美实用主义传统试图帮助专业学生和实践新手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实践情景时,发展出情景有效性的专业方案。但这种实用主义的情景解决方案都难以超越微观情境主义的问题界定模式无法把社会结构问题融合到其反思实践过程中,也缺乏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批判视角。其实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批判理论可以借鉴,以解决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反思问题。但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实践理论长期以来重视不够。近年来这一问题有所改变。年,安哈特曼(编辑了一期美国《社会工作》专刊,集中讨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实践问题。随后,美国两位社会工作学者斯派切特和科特尼在年出版了著名的《没有信仰的天使社会工作如何放弃了其使命》一书,系统回顾和批判了美国主流社会工作如沦为精神医学的扈从、成为一个准心理治疗业,逐渐丢失了其关心社会疾苦、促进社会正义的使命。他们号召社会工作要重拾其历史使命’关注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苦难尤其是能够把个人苦难和社会环境及社会结构的不公正联系起来,通过社区为本的综合干预策略来促进社会进步。真正把社会结构的转变当作社会工作的核心命题的,当属加拿大学者罗伯特穆拉利,他在出版了《结构性社会工作》一书,对资本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进步思想传统,提出了激进人文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的社会工作发展方向。而澳大利亚学者皮斯和福克则在年编辑了一本《转型社会工作》,收集了澳洲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对社会结构问题的批判、反思文章。进人世纪,英国两位学者格雷和韦布在年主编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一书,系统介绍了布迪厄、吉登斯、福柯等当代建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经过这些进步学者的不懈努力,国际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以及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在年公布的社会工作教育和训练全球标准中终于承认了社会工作的政治使命,把促进社会正义和人权作为社会工作的使命。

尽管社会工作界巳经形成了批判反思学派但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社会结构与个人反思性的关系问题。过去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思路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停留在宏观分析层面很难转化成临床实践指导。后来进步社会工作者主要是借鉴保罗弗雷尔的意识觉醒模式,着重个体层面批判意识的培养进而进入社区进行行动研究和集体行动,但是仍然难以处理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诸多的批判理论中,能够把社会结构问题与个人反思性联系较好的当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布迪厄理论中的两个概念可以帮助解决社会工作实务中对社会结构的关注。首先布迪厄强调社会被分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结构。由此他避免了泛化的结构主义使结构成为一个可以分析操作的概念。随后他引人了“惯习”这一概念,惯习把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他认为正是人们在特定场域下的即兴发挥、当然化的活动,一方面内化和误识了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性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复制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关系。所以支配性权力关系是隐蔽在人们的结构化而又不自觉地日常即兴发挥的行动习之中的。布迪厄认为,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实践场域下的具体客观结构位置上,这意味着他具有独特的资源和资本。同时正是依靠个人结构化的行为模式和处置方式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即兴表演再生产了支配性社会结构。

布迪厄和华康德进一步认为社会研究更应注重反思性实践以挑战社会结构性支配关系。但是’他二人提出的反思实践不同于现象学聚焦于微观情景的反思性,他们是要把自己的生命轨迹和场域结构对象化,以此来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特定场域的结构性关系对自己行动惯习的塑造作用从而帮助自己跳出结构性限制。

正是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有学者把其与社会工作的批判反思实践联系起来提出了如下具体临床实践指引来启发案主反思批判其个人行动习性和特定人生轨迹的场域结构位置关系:案主的行为“惯习”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何关联?他们是如何受到实践场域中的符号体系和仪式体系建构的?案主的行为惯习和支配阶层的行为惯习有何不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案主拥有什么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和数量对他们的行为模式有什么影响?案主可否有另类行为选择,以摆脱既有实践场域的限制和束缚?如果有,需要哪些支持和行动策略?

四、去病态治疗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强化项目

反思实践理论只是挑战了主流社会工作的实证主义科技理性与知识论和实践论但是对于主流社会工作的核心技术模式——病态治疗模式的反叛,则来自实务界的优势视角流派。以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反对病态视角下精神治疗的新联盟。这个新联盟建立在强调案主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基础上鼓励建立合作性关系挖掘案主的潜能和社区资源,达到逆境反弹和自我治愈的目的。

(一)对病态为基础的精神医学模式的批评

自世纪年代以来随着弗洛伊德的理论传人英美世界英美国家的社会工作就开始跟随心理辅导专业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崇拜者,发展出各种针对个人人格乃至行为问题的精神病理学解释,以及相应的治疗模式。加上行为主义理论、认知理论、沟通理论、互动理论、神经语言学、人本主义、问题解决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危机干预、家庭治疗、存在主义、冥思治疗等各种心理治疗流派当今的社会工作临床治疗模式已经不下多个,最重要的是,当今美国的精神健康专业已经成功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把心理治疗当成了一个回报丰厚的行业。一个庞大的,结合了商业机制、专业体系和各种机构的方阵从医疗到药物、从保险到大众传媒已经通过把公众说成是任何一种情绪性、身体性或行为性的病态,来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1994-2002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作了一次修订结果显示年时间,美国的精神疾病数量增加了一倍。正是不断增加新的精神疾病,才确保整个精神医学能够持续地获得丰厚利润。

医学模式假定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缺陷、问题,处于病态。这种以疾病或失常为基础的诊断模式是从过去的道德缺陷模式转变而来的。只不过,现代精神医学采取了更加复杂的技术术语。但是,现代精神医学的隐喻和叙事其实依然是某种程度的负面建构,这对于我们要帮助的对象会形成致命的害。这种脆弱、失败、缺陷词汇表塑造着专业人员如何对待案主以及案主如何对待他们自己,还有资源如何给案主分配的实践模式,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它会产生惩罚性制裁。萨里贝认为病态化的词汇背后有一系列假设他们反过来会导致生动但不受欢迎的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个人成为已命名的问题或病态:萨里贝认为,各种诊断标签很快成为案主的主要身份,这些称谓和角色很快把案主的其他身份包含于其下。比如,一旦人被标签为精神分裂症一个人的其他性格、经验、知识和愿望等要素就会慢慢消退到背景中,被症状和综合症等语言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标签会紧紧抓住个体,经历一个投降和依附的过程,最后让个体成为一个异化身份。虽然病态化标签比恶魔标签要好,但是无疑,它给如此多的个体创造了一个情景——道德的、心理的和市民的自我弱化的情景。

2.消极和怀疑的语言。崇拜和奉行一套针对案主问题消极和怀疑性专业话语的专业犬儒主义。强调案主的问题创造出一种悲观的关于案主及其周边环境的预期,也对案主应对环境的能力表示悲观。医学专家安德鲁威尔(对其专业哀叹,他觉得自己的医学专业对病人身体内在的转换、重生和疗愈倾向充满悲观和负面影响。他把这个情景称作为医学魔法——医师的恐怖预言和敌对性归因足够强大到让病人产生焦虑、害怕、压抑和放弃。这种生物医学模式对社会工作的某些实践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社会工作也把案主当作是问题的发生地和缺陷的混合体。这种态度让社会工作专业远离了自身曾经宣称和感兴趣的“人在环境”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帮助社会工作理解人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人际网络以及在恶略环境下重生和复兴的可能性。

3.距离、权力不平等、控制等成为助人者和受助者关系的标志。那种认为我们拥有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支撑的高超技术的观念其实是自欺欺人。但是它会在助人者和案主之间制造出距离。距离不管是阶级距离、特权知识距离还是制度性角色距离等等’都可能意味着权力不平等。最后案主的观点会毫无用处或毫不相干。

4.剥离背景。医疗模式下的社会问题的评估过程鼓励个体化而不是生态系统性解释。当我们把个人转变成个案我们通常看他们如何适应某种类属范畴。这样我们就会丢失案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文化、社会、政治、民族、精神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导致、维持和塑造了个人的困难、挣扎和错误。这样做时我们选择性扭曲或忽视了环境信息这些信息或许不那么突出,但是或许会揭开那些特殊处境下个体的持久特征。这可能是帮助、转换以及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源。

5.疾病假设认为所有的扭曲都有原因以及解决方案。假定在人类关系和经验世界中,原因、疾病和治疗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理念忽略了人类情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样做是把个人、家庭、朋友、邻舍及所有日常生活中涉及的人所可能带来的改变能力和资源抛在一边。其实有许多文化和精神道路有助于转变和治愈他们足以在问题的性质和救赎之间产生联系。但是把这些联系埋葬到医学科学模式下面,等于埋葬了一系列可能发生改变的家庭和文化媒介。

(二)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增强项目

基于对精神医学模式的上述批判,萨里贝等人提出了优势视角的社会工作实践转向。他认为优势视角的实践策略应该包括如下词汇表:

1.增权。尽管增权这个词已经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陈词滥调,但它仍是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周围探索和扩展资源与手段的重要工具。上述已有关于增权策略的评述,此处不再赘述。

2.成员资格。社群主义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指出,没有成员资格就好像处于一种无限危险的状态(。没有成员资格就会有被边缘化、异化和受压迫的危险。人们需要成为一个负责任、有价值的公民成为其社区的成员。成为社区成员和公民、享有参与权与责任保证安全是增权的第一步。

3.抗逆力。很多研究显示,特别的压力事件甚至那些仍在发生的事件并不必然导致伤害、适应不良和精神问题。相反人们发现许多人在遭遇严重困扰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困扰事件,这就是所谓的抗逆力。抗逆力不是对个人困难和伤痛的漠视,也不是对生活困难的天真忽略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与阐明。

4.治愈和整合。治愈意味着整合和调动身体与心灵机制去面对障碍、疾病和断裂。治愈需要个人和更大的社会及物理环境的良性互动。治愈和再生是生命系统的内在本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被唤回。

5.对话与合作。人类存在于与他人的互赖关系之中。没有互动我们就无法对某人的力量进行探寻和检测,就没有知识没有个人意识和内在优势的提升。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隙。合作,要求我们专业助人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去接受协商,去欣赏那些与我们合作者的观点与期望的确实性。我们必须隐去专家的声音如此我们才能让我们的案主说话。如果一直都以专家的身份出现,我们想与案主保持合作关系就会比较困难。

6.悬置怀疑。一般专业工作者都喜欢用一套专业知识术语来重新框定案主的陈述喜欢发明一些技巧来探测案主的潜意识和内心世界,而对案主的口头表达不太信任。这种专业怀疑主义导致我们对案主世界的扭曲理解,乃至通过一种专业强制力量把案主问题选择性加工,导致专业偏见。具体而言专业怀疑表现在如下方面:将专业理论强加在社会学研究案主的理论和思想之上;采用旨在确认某些特定诊断的、以疑问方式进行的评估并怀疑案主的前置假设;以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去接触案主,旨在保护专业人士免于陷人最终的尴尬,如被案主愚弄或欺骗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悬置专业怀疑,我们就无法真正进人案主世界理解他们的情景,并协调他们发现和挖掘他们世界的解决问题的资源和手段。

基于上述优势词汇,萨里贝提出了优势视角工作的基本原则:每个人、群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是他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关怀、照顾和脉络。作为优势视角的实务应用模式,诺曼区划分出种积极的抗逆力指标:个人层面的指标有自我效能感、环境的现实评价、社会问题解决力、自我引导和使命感、移情力、幽默感、对有距离的和雄性化的性别角色行为的适应力;人际交往层面的指标包括积极的、充满关怀的人际关系,向上的家庭环境,其他形式的亲密环境与较高期望等。更为详细的评估框架由考格尔和斯尼夫利发展出来,包括个维度,涵盖了51个种类。

总之优势视角和抗逆力增强策略是世纪年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社会工作最有发展创新的流派。它彻底扭转了社会工作对精神医学模式的技术模仿开启了一套新的词汇、视角和实践策略代表了一种迈向案主生活世界的问题解决能力的新理念和思路。当然这个转向生活世界的新模式并不是完美的。首先它存在着一种中产阶层的文化盲点,忽视了对社会结构分层的分析,以及缺乏对底层群体生存策略——抵抗模式的承认另外,这个模式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知识论基础,尽管它声称建立在后现代建构主义哲学思想之上但是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讨论并不深入。

五、去学科规训——福柯主义者的话语实践策略

上述三个问题基本都是针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外部特征的批判,并没有对专业主义背后的现代思维模式进行质疑。优势视角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并把后现代建构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然而对于现代知识权力体系的批判并不深人。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后则为此提供了理论资源且他的思想也开始进入北美社会工作界并被认真研读和应用。福柯一生中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相关的从罪犯惩罚体系到精神病和临床医学,再到性议题等几乎都是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但是他对社会工作的直接讨论是在年由法国《才智》(杂志社组织的一次圆桌会上。这个对话后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成为点燃北美激进社会工作学者解构性思维的导火索。

(一)福柯对社会工作的批判和启发

在1972年的法国《才智》杂志组织的圆桌会议上福柯与社会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编辑等一起讨论法国的社会工作。他们谈到对“会”领域的发明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提出的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分类、管制和惩罚技术的转变而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权力通过司法惩罚技术来对社会成员进行管制。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到来,各种管制手段和技术也发生转变,司法设置和惩罚技术逐渐退居二线,各种精神医学机构和治安管理设置逐步进入一线发挥功能。这涉及到对人进行监管(的目的以往通过司法技术来分类和区别对待,目的是消除异己;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实证主义“人”的学科进行正常化判断,并通过规训技术来生产正常人,限制、禁闭异常成员。所以,现代社会是一个更加精细监督和连续监督的禁闭社会,从而保证人的正常化和社会秩序。于是,社会工作也就进人整个规训体系,对社区和家庭进行访问,并对访问对象进行分类判断和监督、规训,以保证正常人的连续性。所以,法国的社会工作者不是在推进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的构建,而是在扮演惩罚和教育的功能,旨在对原子化个体家庭生活的监督和指导,确保正常人的生产。

尽管福柯当年对社会工作并不满意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到后来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新转变。根据常本等人的看法,福柯对于社会工作来说有如下启示。

首先福柯提供了解构西方现代主义知识体系的方法。他认为西方哲学一直都在主体哲学与结构主义之间摇摆,而后隐含了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线索。为了摆脱这个分裂而又强迫性的哲学思维方式他受到当时戏剧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的启发,跟随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谱系学思路去探索那些处于边缘的却能够折射出权力运行特点的琐碎之事。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所谓知识考古学类似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不是就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的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也不是要描述历史发展的结构主义转换而是就陈述方式本身,就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策略和转换进行断代考察。他先是在年出版了《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初步示范了其知识考古学思路但是弓发了人们的误解——以为他“是在进行文化整体性的分析”,所以他在年出版《知识考古学》专门澄清他的方法论问题福柯,。他在该书中提出,“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现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福柯。这段话表明他已经把原来的、发现历史本质的历史学,转换成关注历史事实建构的历史学。随着历史学性质的转变他进一步指出历史学的方法也要转变。“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福柯,。总之,他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使他摆脱了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去关注不同历史时期那些叙述是如何形成自己的陈述对象、陈述方法、构成叙事策略以及如何随历史转换而结合到治理过程的。

其次福柯通过广泛而又细微的知识考古’建构了一个有关主体形成的话语一权力谱系。他发现,在古代欧洲社会’基督牧领技术是对主体的叙述生成策略。另外,君主统治权也通过暴力展示来恐吓人们。整体上古代欧洲针对主体的权力策略是残暴而又粗放的仍然留出大量的空白领域允许各色人等的存在。但是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理性占据了思想家的头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个体成为一个生产性的主体和有效率的主体。相应的关于主体的管制权力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残暴而粗放的权力转变为围绕着正常人与不正常人的科学论述以及具体的监视和纪律而展开。从世纪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形成各种有关主体特征的科学论述;到世纪基本形成了一个涉及人的各个方面的学科体系从身体到精神和灵魂这些人学确立了自己的领后专业化时代的地、对象和真理标准,发明出各种专业技术手段,对人进行精细而连续的监管、纪律管制和训练力图保持正常人状态福柯。人学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进人到政治经济体系,分享管制权力,分享经济利益。正是它们的进入使得现代权力体制发生了转型它不再是独断专横的君主权力,而是变得需要依靠科学真理的叙述’借助于专业技术手段,深人到人的生物体和内在灵魂。学科知识体系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真理体制。

第三,福柯虽然反对提供宏大的解放叙事,以避免形成新的话语权力,但是他也指出了话语实践中内涵的一些抵抗策略。他认为主流话语体系在论述主体和驯服主体的同时也给主体提供了反转主流话语、制造反话语策略的机会。因为话语权力的特征就是其不稳定性和倒置可能性,除非不让人们发声。话语权力不是通过霸权意识形态对个体产生异化支配效果它只是一种叙事模式和叙事策略。这样,话语权力也就提供了主导叙事和反叙事以及另类叙事的可能性。不同的叙事提供了主体生成的另类可能性。这正是后结构主义模式下的抵抗策略。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对知识、权力和主体关系的解构启发社会工作界一些先锋人物沿着他的思路去解构社会工作领域的主导性知识权力关系谱系以及对案主的效果,并思考如何进行抵抗性话语实践。

(二)福柯主义的话语实践策略

在福柯所谓的从权力关系中来发展反话语抵抗策略的思想提示下,一些学者指出了社会工作的新方向。加拿大学者福特和弗兰克就提出抵抗性治疗策略。他们比较推崇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怀特提出的叙事治疗认为怀特的叙事治疗体现了福柯主义的治疗方针,认为生命就是对经验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叙事正是赋予意义的首要框架。但是叙事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人们通过讲故事来给经验赋予意义;另一方面人们讲述的故事也决定了人们归属意义的范围。所以治疗的基本策略就成为治疗师协助案主讲故事并不断地发现故事中的裂隙,然后打破主流叙事开创新的叙述空间通过发展新的叙事来抵制和扭转主流叙事的压制效应。因此,叙事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一种发明建构小叙事,抵抗主流叙事的政治实践。

另一位加拿大学者常本对福柯的工作解读后提出了如下针对社会问题的社会探寻原则:

1.把科学探寻当成是令人不安的工作,从现有的模式离开才可以开放出提问的新道路。

2.通过追寻具体实践和知识形式的创造过程来对现实的理解历史化,把他们当作一种历史效果而不是真理。这是一项认真严肃的工作:做档案分析通过机构的个案材料来探寻早期的声音以及发生的环境。

3.仔细检査实践和文本揭露隐藏的模式和效果从而增强我们对权力显现的不同方式的理解。同时,考虑实践和话语的多重功能。

4.把主体和行动及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做”构成了行动者社会工作行动如何创造出了案主和工作者。这也可以解释为把知识和实践的形式当作某种规则系统下许可的行动,这样也就可以想到哪些行动是可以修正和穿越的。

5.探索新的命名事物的可能性。作为实践者和学者我们在复杂的描述中,在书写的效果中,在与听众的关系中,都是在探索命名事物的新的可能性。

福柯没有给我们指出明确的发展道路,他只是提出了批评的警示。社会工作如何发展新的策略,如何避免福柯所说的一方面要控制一方面要关怀的两面性,是要大家始终保持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考古学考察警觉当中听起来很美而又让人着迷的真理制度的陷讲——以正常化的美丽谎言行监视和控制的生物政治技术。

六、西方社会工作后专业化发展趋势
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启示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正处在专业化的关键时期,已有学者介绍了现代主义模式下西方专业成熟的标准和专业化进程的量纲(赵康后专业化时代的社会工作及其借鉴意义也有人借助这个现代主义专业化量纲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特征发现中国社会工作受新公共管理的限制,只是出现了专业教育和知识体系,但是专业组织和伦理、专业自治、社区认可等方面都比较差(王壬、罗观翠。面对中国社会工作现阶段的专业化进程和特征我们可以从西方社会工作后专业化进程得到哪些启示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世纪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作出现的后专业化发展趋势是为了回应两个社会压力:一个是公众对专业权威的效果的质疑压力;另一个是福利国家危机导致的新公共管理压力。这两方面的压力都是直接针对世纪上半期形成的现代专业权威主义的。只不过,在世纪年代福利国家时期人们是从作为福利对象的角度质疑其效果而到了世纪年代福利国家面临危机之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又开始质疑其自治权力要求其相互竞争和交待效果。由此启发我们,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是否可以超越现代化思维模式下的衡量标准。现代主义专业化标准核心是追求专业垄断和专业自治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主义思路下的专业
权威主义无论是其专业效果还是其声称的利他奉献价值都会发生异化。所以,迈向后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世纪年代后专业化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工作不是不要专业,只不过是专业知识、专业实践范式出现了多元竞争局面。面对公众和管理者双重压力西方社会工作界的回应策略构成了一个多元发展光谱一方面是坚持实证主义科技理性观试图把社会工作干预效果建立在扎实的实验研究基础上;另一方面是直接挑战不平等的专业关系和病态治疗模式,发展出基于优势视角的增权、增强抗逆力和资产建设等实践策略。这两派实务模式的分化背后涉及到知识观和实践观的转换。反思实践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都借着这个开放的空间进入社会工作,提出不同的实践模式和策略让人们看到了除实证主义知识观和实践观之外多元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后专业化不是不要专业,而是拥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专业发展态势。

总之面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是时代的呼声。但是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则是中国社会工作界面临的严肃选择。西方社会工作的后专业化发展趋势启示我们,中国新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不一定停留在现代主义专业模式下,而是可以打开思路和眼界,借鉴西方后专业化发展趋势,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