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强

四、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

 

Simon(1994)在追溯增权取向实践的历史发展时指出,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 19 社会工作增权实践者,在每个年代使用不同的语言刻画他们的工作,把案主看作 是具有多种能力和潜力的个人、家庭群体社区,而无论他们可能或者事实上 多么弱势、无能力、被贬低、或自我毁灭。这些社会工作者设计出和案主之间的 一种工作关系,以案主的特殊能力、资源和需求为前提,并支持案主或案主群使 日常生活更加有报酬性和在与他人的伙伴关系中施加共享的权力。 这种伙伴关系 的目的,是鼓励案主在追求和巩固已被提升了的自尊、健康、社区、安全、个人 及社会权力等的过程中利用他们自己的长处。 这些社会工作者亦企图打开存在于 案主人格之中的力量之源,以及可能在他们的家庭、朋友、邻里及亚文化中发现 的资源与复原力。 他们通过引导案主和案主群认真地充当其自己生活的专家和充 当公民与要求者,来鼓励案主自我增权。这种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假定,要讲述 的历史上的和当前的核心“故事”,是案主自己获取将能提升其对自己的事务加 以控制的资源的故事。这种社会工作是一种协助案主发现和制造其情境、关系、 问题之意义的社会工作形式。这种社会工作相信,唯有受到贬低和被打上耻辱烙 印的群体成员才是主角。简而言之,Simon(1994)认为增权取向社会工作的特点 在于:第一,和案主、案主群、社区领导人等建立互相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二, 强调案主和案主群的能力而不是无能力;第三,支持着眼于个人和其社会及物质 环境的二重工作焦点;第四,承认案主和案主群是积极的主体,具有相互关联的 权利、责任、需求、要求;第五,利用自觉选择的方式,把专业的能量指向在历 史上被去权(disempowered)的群体和其成员。 除 Simon(1994)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特点作出上述描述 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对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进行了刻画。譬如,Lee(1994) 在《社会工作增权取向》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包括专业目的、价值、知识和理 论基础、以及方法在内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型;Cox 和 Parsons(1996)在《增 权取向的老人社会工作实践》一书中,阐述了一个由价值基础、介入认可、理论 基础、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方法等要素构成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 模型;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增权》一书中,提 出了一个由价值基础、介入认可、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有关案主和工作者相互 关系的指引、 以及把助人活动组织起来的一个架构等组成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 型。本文以 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所提出的模型为主,结合其他学者 的观点,对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做如下概括。 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在具体阐述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之前, 首先对增权进行了一般性讨论。他们认为增权是在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发展获得权力的能力,并且援引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要想达到此一目的必须通过 一个过程, 而如下四项则是这个过程的重要构成要素: 第一, 态度、 价值和信念。 促进为自己行动的自我感、自我价值的信念和控制感,这些关于自我效能的信念 会影响增权的过程。第二,通过集体的经验加以确认。在集体经验中,自我和他 人认识到共享的经验。这种认识可以促成集体的观点,进而减少自责、增加寻找 个人失败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共同的命运感和提升意识。集体经验可以鼓励个 人超越个人层面,而在其他的系统譬如家庭社区系统之上来看待改变。第三, 批判性思考和行动的知识与技巧。通过互相分享和支持,个人可以批判性地思考 问题的内在和外在方面。他们可以确认宏观层面上的结构和它们的影响,并探索 他们如何获得他们的价值、信念和态度,以及它们如何影响问题。日益增加的权 力包括学习批判性的思考、学习如何获得信息和采取行动、实际采取行动和评估 结果。把问题放在社会政治背景中的过程,可以减少自责并帮助个人在社会中寻 找问题的原因。通过意识提升,人们会逐渐地认识到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和其他人 的问题相似的。他们也会开始注意共同的经验,而这种共同的经验会帮助他们集 体地去理解和采取行动。第四,行动。通过反思性的行动(实践),个人可以发展 行动策略,并培育影响内在和外在结构所必须的资源、知识和技巧。在心理上, 他们学习承担其行动的责任。 在行为上, 他们变得愿意并能够和其他人一道行动, 以实现共同目标和社会改变,以及影响这些行动和向这些行动学习。Gutiérrez、 Parsons 和 Cox (1998)认为,虽然这四个构成要素是增权所必须的,但它们之间 并没有直线性的联系, 作为工作的一个起点, 它们任何一个都不比其他的更重要。 在增权实践中,必须从案主系统界定的需求和目标开始。因而,社会工作者应该 知晓增权过程的所有面向。 在此基础之上,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建构出了一个由价值基础、 介入认可、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有关案主和工作者相互关系的指引、以及把助 人活动组织起来的一个架构等要素组成的增权取向社会工作模型, 并把其图示如 下。 (一)价值基础 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Cox 和 Parsons(1996)等学者一致认为, 增权实践的价值基础以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的基本价值为依归。 守则 中列出的一些承诺对增权实践尤为重要。首先,案主和工作者必须有效地参与, 建立和人类需求相一致的环境;这是和反映在伦理守则中的、促进社会正义的社 会工作承诺相一致的。其次,守则中强调的对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专业承诺,在增 权实践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引导案主系统最大限度地参与规划和控制自 己的生活,为案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充分地发展自己创造一个机会。 (二)介入认可 根据 Gutiérrez、 Parsons 和 Cox (1998) , Cox 和 Parsons(1996)等学者的观点, 对增权实践的认可来自不同的源泉, 包括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基础、 法律、 规则、 机构章程、以及案主的要求。然而这些不同来源的认可常常会发生冲突,例如, 女性案主关于她们有避免暴力的权利之信念可能会和一个具体机构的章程或者 社会政策的供给相矛盾。当出现这些冲突时,应当以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 则为准绳。 也就是说, 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面向案主和促进社会的一般福利。 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该守则和增权的价值基础作出专业决定。 (三)理论基础 在 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Cox 和 Parsons(1996)等学者看来,增权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工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但尤其是和一种特殊 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假定,社会问题发生在多层系统的所有层 面,并存在于有着不同程度权力和互相冲突之利益的群体之中。因此,增权实践 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正义和减少社会不平等(Gutiérrez & Lewis, 1999)。这种实践要 求实践者理解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主张不但要看到权力的消极方面,而 且也要看到权力的积极方面, 并且认为个人或人际的权力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产生 出来。在他们看来,隶属于一个弱势群体有个人和社会成本。直接和间接的权力 障碍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社会机制。 直接的权力障碍会限制人们获得物质资源的 机会,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影响个人。间接的权力障碍包括缺乏资源和支持不平等 结构的那些社会价值,通过内化过程,它们会干扰人们获得充分的人际、技术和 社会技巧,造成关于地位、机会和抵抗力等的不准确的信念,并且鼓励人们接受 社会现状而不是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因而,增权实践需要辨认出造成问题 的权力障碍, 发展与执行目的在于减少来自间接权力障碍的效果或者减少直接权 力障碍运作的具体策略(Solomon, 1976)。在增权实践当中,权力发生在个人、人 际和环境(政治)等三个层面之上,所以,实践策略必须聚焦于促进案主增权的所 有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增权实践从系统理论和生态模型中吸取了养分,知会 实践者理解多层面的介入(Simon, 1994)。不过,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 认为,Lee 所提出的“五个焦点的视点”(fifocal vision),即关于被压迫的历史观 点、生态观点、种族阶级观点、女性主义观点和批判观点,通过描述种族、性别、 阶级和其他成员身份如何影响助人关系,使得增权实践超越了现有的系统取向。

(一)价值基础

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等学者一致认为,增权实践的价值基础应以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中的基本价值为依据。守则中列出的一些承诺对增权实践尤为重要(Gutiérrez,Parsons&Cox,1998;Cox&Parsons,1996)。首先,案主和工作者必须有效地参与、建立和人类需求相一致的环境;这是和反映在伦理守则中的、促进社会正义的社会工作承诺相一致的。其次,守则中强调的对自决和自我实现的专业承诺,在增权实践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引导案主系统最大限度地参与规划和控制自己的生活,为案主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充分地发展自己创造一个机会。

(二)介入认可问题界定与评估

根据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等学者的观点(Gutiérrez,Parsons&Cox,1998;Cox&Parsons,1996),对增权实践的认可来自不同的源泉,包括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基础、法律、规则、机构章程以及案主的要求。然而这些不同来源的认可常常会发生冲突,例如,女性案主关于她们有避免暴力的权利之信念可能会和一个具体机构的章程或者社会政策的供给相矛盾。当出现这些冲突时,应以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为准绳。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面向案主和促进社会的一般福利。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该守则和增权的价值基础作出专业决定。

(三)理论基础

在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等学者看来(Gutiérrez,Parsons&Cox,1998;Cox&Parsons,1996),增权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工作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但尤与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密切相关。这种观点假定,社会问题发生在多层系统的所有层面,并存在于有着不同程度权力和互相冲突之利益的群体之中。因此,增权实践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正义和减少社会不平等(Gutiérrez&Lewis,1999)。这种实践要求实践者理解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主张不但要看到权力的消极方面,而且也要看到权力的积极方面,并且认为个人或人际的权力可以通过社会互动产生出来。在他们看来,隶属于一个弱势群体也有个人和社会成本。直接和间接的权力障碍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社会机制。直接的权力障碍会限制人们获得物质资源的机会,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影响个人。间接的权力障碍包括缺乏资源和支持不平等结构的那些社会价值,通过内化过程,它们会干扰人们获得充分的人际、技术和社会技巧,造成关于地位、机会和抵抗力等的不准确信念,并且鼓励人们接受社会现状而不是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因而,增权实践需要辨认出造成问题的权力障碍,发展与执行目的在于减少来自间接权力障碍的效果或者减少直接权力障碍运作的具体策略(Solomon,1976)。在增权实践当中,权力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环境(政治)等三个层面之上,所以,实践策略必须聚焦于促进案主增权的所有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增权实践从系统理论和生态模型中吸取了养分,帮助实践者理解多层面的介入(Simon,1994)。不过,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1998)认为,李所提出的“五个焦点的视点”(fifocalvision),即关于被压迫的历史观点、生态观点、种族阶级观点、女性主义观点和批判观点,通过描述种族、性别、阶级和其他成员身份如何影响助人关系,使得增权实践超越了现有的系统取向。

(四)工作者和案主相互关系的指引

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等学者认为,工作者和案主之间所建立的相互关系是任何介入成功的关键。增权为本的实践要求人们把助人过程重新界定为“分享权力”和“一道拥有权力”的过程,以及界定为“参与者推动”的过程,专业人员成为一个“促进者”或资源而不是一个指导者。角色和责任成为相互的和分享的。在这种实践中,案主和工作者扮演伙伴的角色。案主不是被看作为问题的拥有者,而是被看作为资源。问题被看作是植根于社会系统,因而影响包括工作者和案主在内的社会的所有方面。和案主之间的平等关系或伙伴关系,是增权实践的一个关键方面。行动中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如是假设之上的:案主和工作者双方都是资源,在把私人麻烦理解成公共议题的背景下,案主的长期目标(社会公正)也是工作者的目标。当解决无权感时,权威式的关系必须要加以避免,专家也必须尽可能地解除神秘化。然而,这种伙伴关系并不是说,社会工作者要无条件地接受案主所有的态度、行为或决定,譬如,滥用行为、上瘾行为或剥削行为。反之,它是说一种对话关系和批判性分析,由此,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可以讨论和分析一个情境的多重面向。一种开放与合作的相互关系可以促进个人作出有效的决定和建设性地使用其权力所必须的批判意识。杜波依斯(Dubois)和米利(Miley)(1992)也指出,在增权实践中,实践者把助人过程看作是一种伙伴关系、一种合作的努力,以及和案主“一道做”。这种感性取向也是一种精神思想方式,把焦点放在案主的长处和适应技巧之上,放在案主的能力和潜能之上。吉布森(Gibson,1993)亦指出,在助人关系当中,增权模式通过把焦点集中在案主的长处而不是病态上,把工作者对案主的权力和控制缩小到最低限度,假定有问题的个人知道如何最好地解决其问题,把责任的重心放在案主身上而不是权威人物身上,把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角色从“专家”改变成为倡导者。

(五)实践架构

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1998)认为,把助人活动组织起来的架构由5个要素组成,即问题的界定与评估、目标的确定、角色的承担、介入策略、技术与评估。

1.问题的界定与评估

增权实践中,工作者和案主一道收集评估资料,并对问题的内外构成因素及其背景进行持续性评价。由于个人的伤痛经常是一个政治议题,所以评价也必须包括经验的这两个方面。评价的基本议题是把焦点放在案主对问题的经验、专门知识和看法,以及案主想要什么上。这个评价架构从个人到外在环境来考量问题的根源,揭示出了考量的个人和政治这两个面向。工作者和案主进入一个辩证的过程,作为伙伴一道工作,去阐述问题、检讨更好地理解问题的行动并规划策略。他们也必须分析影响问题的微观系统(个人、家庭、同辈群体)和宏观系统(服务传递、政治制度和结构)。例如,工作者 案主可能接近一个有着多种战术的、沉默寡言的服务提供者;他们双方一道检讨他们的结果,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服务传递过程并策划进一步的行动。由于被去权的人们经常会因为自己的伤痛和压力而指责自己,所以对于工作者和案主来讲,接纳自己是必要的。虽然工作者应该考量案主和环境两方面的长处与短处,但评价必须朝向个人和多重面向的环境长处。评价是通过问题的所有面向、参与批判意识提升的过程。意识提升要求反思和行动,并要在介入过程中连续地进行。例如,在协助低收入旅馆居民(他们的房屋经常由于街道重建和健康妨碍等理由而被拆迁)的一个努力中,工作者和案主一道参与对情境的日常政治评价,以确认有可能帮助保留或重新安置房屋的策略。没有这种日常的经验学习和互相斗争,对过程政治本质的意识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意识帮助案主理解他们对某种情境所感受到的无助的情感。关于问题的静态定义是不存在的。当他们利用新的信息重新阐述他们的评价时,参与者把焦点放在系统的不同层面。在全国各城市进行的行动研究,帮助他们形成关于地方性解决方案的策略。总之,工作者和案主作为一个团队发挥功能,去收集资料、评价信息、形成策略、提出建议,等等。从这方面来讲,过程成为一种学习经验,给所有卷入的人增权

2.目标的确定

增权实践的具体目标来源于增权的一般目标,即增加案主的参与、控制和影响那些左右其生活的事件和他们所关注的事件的权力。因而,介入策略的目标是建立在案主的决定、工作者的合作、所考量的一套环境等基础之上的。例如,在探索如何帮助案主正值青少年的儿子继续求学,或者如何掌控酗酒问题时,案主对成功的认知是目标确定的关键。所以,以适当的行动来解决彼此共识的问题,变成工作者和案主之间互动的重要焦点。此外,增权实践也强调促进长期性社会结构改变的重要性,工作者力求帮助案主去认识和其他人一道持续参与、建立和维持积极的环境的好处。这个取向假定,增权要求社会公正和安全的环境。总之,增权实践中的目标确定从个人扩展到人际,再扩展到政治,这与社会工作固有的价值密切相关。

3.角色的承担

古铁雷斯、帕森斯和考克斯(1998)认为,在增权实践中,工作者和案主结成一种伙伴关系,其所承担的角色是教师 训练者、资源咨询者和激敏者(sensitizer)(意识提升者),他领导小组并帮助案主发展小组领导的技巧。西蒙(1994)对社会工作者在增权实践中所承担的角色作了更详尽的描述,认为在维持案主是改变的基本“发动机”前提下,社会工作者在和案主的合作关系中可以扮演多种角色,譬如,参加商谈者、经纪人、调节者、倡导者、咨询者、个案工作者、个案管理者、小组领导、组织者、顾问、行政人员、政策制定者,等等。

4.介入策略和技术

为了实现增权目标,介入包括下列多层面的系统策略:一对一、家庭群体、组织、社区、国家。具体来讲,介入可以在4个层面上展开。

第一个层面:介入主要是由和个别人一道的最初工作(initialwork)构成的,这些个别人被他们自己、外展工作者或接案工作者辨认为需要协助。提出的问题可能来源于缺乏资源、人际冲突、情感问题、被具体确定的环境问题或案主的任何其他关注。对于每个案主,工作者都必须首先与之建立工作关系并评估需求和资源。如果这些明朗了,那么保障依法应得的权利是助人过程中的第一步。工作者在这个阶段必须作出最初的评估,以便决定案主的需求和目标。在这个时刻,案主关于其状况和环境之普遍性的意识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或者隐藏在对关键资源之即时需求的背后。评估包括案主对问题的看法和他们自己与家庭对这种问题的意识。评估也包括他们处理或不能处理这些问题所感觉到的权力。

第二个层面:介入的目的是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巧,以便控制被辨认出来的问题,譬如,生活转变、发展问题或更具体的状况。这个层面可以使用的方法包括会议、工作坊、课程、小团体、报纸、电话和录像。持续进行的小团体可以形成支持网络,在这种网络中,个别人可以发现其共同利益的好处,并通过讨论训练内容使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具有实际的意义。教育方案和材料必须考虑到成年人的学习方式,并且必须部分地由案主的兴趣与愿望来决定。在这个层面的介入中,对权力动力的评估包括更大的系统。由于案主认识到这些问题对于许多其他人是共同的,所以他们会更广泛地来界定问题。这种对“共同议题”的理解常常会导致自助和集体行动。增权的自助取向实际上要求和其他个人一起参与焦点在于消除共同问题(比如,酗酒、疾病、贫穷、害怕犯罪、住房议题)的小组。再者,在地方、州或国家网络中可用的知识,拓宽了个人和集体知识的基础。自助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群体成员决定采取的行动。自助小组的成员不仅力求帮助自己克服或应付问题,而且力求帮助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投入他们的斗争。助人者似乎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诸如辅导、倾听和倡导等人际技巧的发展和运用通常从这种参与开始。在这个层面,关于问题的公共性质和原因的政治性的意识可以被发展出来。

第三个层面:介入以即时环境中的改变或调节为核心。了解社会服务和健康照顾以及如何去获得它们是一项关键的活动。这个层面通常从意识过程开始,透过这个意识过程,案主和工作者继续探索环境对个人问题的影响。例如,一个求职的单身家长可能参与第二个层面的训练方案和支持小组,并进而参与工作发展和探索第三个层面中的性别歧视与认可。第三个层面中的活动也包括把焦点放在了解专业助人者和如何与他们有效地沟通上。

第四个层面,介入的目的是把案主引向其问题的政治方面。这包括社会行动 或其他的集体努力,去影响造成个人问题的环境力量。这个层面上的知识基础是 由参与者的集体智慧和诸如国家社会行动小组与学术机构等的正式知识来源构 成的。例如,参与“全国妇女组织”能够使一位妇女根据社会行动的知识基础来 阐述健康和其他议题。除传播所有妇女感兴趣的当前的社会政策材料外, “全国 妇女组织”也提供社会行动所必须的技巧方面的训练。 Gutiérrez、 Parsons 和 Cox (1998)认为, 介入的这四个层面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各个层面中的任务可能会同时开始。而且,这些层面不必是直线性的或有先后次 序的,也就是说,介入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开始,每个层面都可以提升其他层 面。社会工作者在整个过程中充当催化剂,通过提出有关不同的私人问题和相关 的公共议题之间之关系的问题,向群体成员提出挑战去达到自己的结论。这会增加私人问题和公共议题之间是一个连续体的意识。 虽然对其斗争的环境方面的综合理解通常是获得对其生活情境的某些方面之控制的第一步, 但意识提升活动也 必须把焦点放在问题的被内化的方面,以便促进增权。一个人可能会抵制富有成 效的问题解决,因为那些被牵扯到的人看作是没有功能的信念或价值。意识提升也要求个人力求去理解问题的外在方面, 例如经济中的年龄歧视或者缺乏工作岗 位。和其他人一道针对集体理解和消除这些状况工作因而是有助的。工作者最重 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辨认个人问题和社会动力之间的联系 评估,评估增权实践是复杂的。因为增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所以评估的取向有必要阐述对某个被确认下来的状态之动力过程的评价。传统上,评估把焦点集中在评价已经发生的改变程度的方式上。但是,增权过程的性质提议,参与者把评估努力看作是合作的和持续的。尽管社会工作者可以结束助人关系,但案主将继续改变。事实上,在许多增权为本的方案中,案主可以通过在服务方案或 他们的一般性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继续他们的工作。因此,持续性评估理想 上会在整个助人过程中发生。从工作一开始,实践者联合服务消费者作为科学家 去决定他们一道工作的效果。就此而言,案主和消费者可以发展策略去评估改变和控制其方向。在评估方法上,人们需要利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取向去确认增权为 本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简而言之,对增权的评价通常是定性的,利用案主的故事和意见(expertise),来设计和执行调查。当评估增权实践的结果时,必须要评价案主最初的关注是否得到了解决,以及案主是否获得了 Parsons 所提出的个人内 部、人际和政治或社区等三个层面上的权力。

总之,Gutiérrez、Parsons 和 Cox (1998)认为,增权过程包括批判性地检讨关 于个人自我和其社会政治环境的态度与信念;个人经验有效化;增加用于批判性 思考和行动的知识与技巧;为了个人和政治改变采取行动。社会工作的实践架构 包括价值、认可、理论基础、专业关系、一个组织架构(用来辨认和评价社会问 题、设定目标、规划策略、介入和评估)。增权为本的实践使这些构成要素成为 促进案主增权的一个共同的和一致的主题。把焦点集中在意识提升和教育,介入 策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个人到政治的连续体。 介入活动之焦点的四个层面包括个人、即时性的家庭和同辈群体系统、服务传递系统、政治结构。这些层面是相互 联系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充当意识提升和行动采取的连续体,和案主一道而不 是在案主一边。教育是贯穿于这些层面的服务传递中的一个固有的因素。最后, 对增权实践的评估有必要阐述增权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 并要求定性和定量两种取向。

五、结语

 

Simon(1994)在讨论增权取向实践的历史源流时指出,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 历史上一直和两个重要的社会工作传统进行着竞争。它们一个是施恩者 (benefactor),另一个是解放者(liberator)。在施恩者传统中,工作者把案主看作是 受害者,是不幸人群的组成部分;他们相对于案主具有一种优越感,并因而视案 主为不充分和无能力的。这种施恩者传统的社会工作,通常是从医学专业借用关 于案主的观点,主要关注案主的亏空(deficits)。所以对他们来讲,需求是案主过 去和现在的病态的症状和副产品, 或者环境要求的力量和案主回应的脆弱之间不 匹配的指标。在解放者传统中,工作者是组织者和倡导者。和施恩者一样,他们也把案主看作是其生活环境的受害者。但和施恩者不同,他们并不认为案主在人 格上会被压迫所吓倒。反之,他们认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是健全的;正是压迫的 环境要求恢复和转变。恢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和其成员的尊严和自由,要求 环境和组织的改变,而不是案主人格的改变。解放者传统的社会工作者企图通过 施加有力及有远见的领导,和通过在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们中发展领导,为社会 改变作出贡献。但无论是施恩者还是解放者,Simon(1994)认为它们都是父权主义的,亦即没有征得人们的同意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行事。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 则与此相反,认为其基本价值及目的是和父权主义不相容的。他们反对采取施恩 者和解放者立场,既不是力求把案主提升到专业水平,也不是引导案主达至由专 业人员早先或独立描述的目标。反之,他们企图发动与维持和案主及案主群的一 种互动,这种互动将会鼓励案主及案主群一步一步地为自己界定一个目标、相信他们自己是有价值的、 并想象他们可以达到的那个目的的居间相似性,与此同时, 在相互之间以及和提供技术与情感支持的专业指导者保持互惠性的联系。 由此可见,相对于施恩者和解放者传统来讲,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增权取 向既是它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对它们的超越。增权取向所强调的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同时着眼于个人和其社会及物质环境的二重工作焦点、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以被去权的弱势人群为工作对象等等,无不显示出其独特之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 增权取向构成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新视角, 对于我们反思和改进以往的社会工作(包括社会政策立场)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