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树强

社会工作专业自产生以来,有关增权的研究一直是专业中的一个主题。尤其是近30年来,增权更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和整个社会中一个无所不在的话语。但在我国,社会工作研究并没有赶上这股潮流,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增权理论仍然缺乏系统的介绍。为了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本文从辨析权力、无权和增权等基本概念入手,追溯社会工作增权取向的实践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然后简要地概括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以往的社会工作进行反思。

一、权力、无权和增权

 

增权”(empowerment)是和“权力”(power)及“无权”(powerlessness)密切相关的,要想了解增权的概念,首先必须了解权力和无权的概念,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古铁雷斯(Gutiérrez)、迪洛伊斯(Delois)和格伦梅伊(Glenmaye)(1995)在《了解增权实务:以实践者的知识为基础》一文中对社会工作增权实践的假设作了如是描述: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与政治权力的群体的成员,其经验具有个人和社会成本(personalaswellassocialcosts)。获得资源不平等的机会会阻碍受压迫社区中的个人、家庭和组织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物品。这种不平等伴以造成无权感并使其长期存在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反过来会使社区家庭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功能。这些受到伤害的系统不能保护个人免于压迫情境的负面影响。这个圆圈只有通过改变权力的分配才能够得到扭转。也就是说,在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看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中存在着无权现象,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对权力重新再分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增权的途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权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Parsons、Jorgensen&Hernández,1994),获得权力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而增权则是社会工作的途径。

(一)权力

对于权力,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班德拉(Bandura)把权力定义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张时*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张时飞博士也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不少英文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飞,2001);梅(May,1972)把权力界定为影响、感化和改变其他人的能力;平德休斯(Pinderhughes,1983)把权力说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影响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

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1995)在探讨增权理论的权力观时指出:增权理论认为权力有不同的来源,而且是无穷的(因为它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认为以往定义权力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即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影响其他人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

古铁雷斯和刘易斯(Lewis)(1999)进一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权力进行了诠释,除认为权力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产生出来的外,亦认为一方面权力赋予人们影响其生活过程的能力、和其他人共同控制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加入公共决策机制的能力;另一方面权力也可以被用来阻碍被打上耻辱烙印(stigmatized)群体的机会、把其他人及他们的关注排斥出决策,以及控制其他人。

海勒雅玛(Hirayama)和塞廷戈克(Cetingok)(1986)发现,在社会工作文献中,权力通常等同于个人的适应能力或才能。适应是指人类实现和环境的良好匹配,以便可以生存、发展和实现再生产的持续积极的努力。作为适应的一个功能的应付,是人们对环境拥有权力的表达,以便控制、组织、整合自我和环境,以利于生存、安全和平衡。此外,一个人的权力感是和作为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等密切相关的。再者,权力似乎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发挥功能:当一个人对其他人和环境施加影响时,作为回报他会获得一种从认可、身份和地位的角度来看的“重要感”,反过来这种感觉会促进其积极的自我形象、身份和权力的形成。从上述学者的讨论来看,所谓权力不外乎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正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

(二)无权

无权是和权力相对的。如果说权力意味着上述学者所说的诸种能力的话,那么无权就是缺乏这些能力。平德休斯(1983)在把权力说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影响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的同时,亦认为无权就是没有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资源的角度认为,缺乏资源就是无权。海勒雅玛和塞廷戈克(1986)认为,倘若没有充分的个人资源,一个人就不可以对环境施加影响。塞拉诺-加西亚(Serrano-García,1984)也指出,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者缺乏资源,因而他们缺乏权力。这些学者在这里所讲的资源,不仅包括有形的资源,如金钱、住所和衣服,而且包括无形的资源,如积极的自我概念、认知技巧、健康、身体能力、支持性社会网络(Hirayama&Cetingok,1986)。

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内化过程。帕森斯(Parsons)、乔根森(Jorgensen)和赫南德斯(Hernández)(1994)指出,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会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对于这个内化过程,学者们用不同的概念加以描述,如异化(Seeman,1985)、学习来的无助(Seligman,1972)、过多的无权(Lerner,1986),等等。勒纳(Lerner,1986)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由于承认自己的情感、智力和精神思想的形式妨碍他们实现实际上存在的可能性而造成他们真正的无权。例如,一方面,失依儿童家庭津贴接受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权力改变这些方案和给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相对于科层组织是无权的观点增加了他们实际上的无权。所以,这种感觉到的无权(perceivedpowerlessness)可以看作是个人与其环境之间连续互动的建构(Kieffer,1984)。作为这种连续互动的一个结果,许多社会工作案主会把自己看作是无权的,并因而指责和贬低自己(Parsons、Jorgensen&Hernández,1994)。

从上述学者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同权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一样,无权也不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亦是指人们会通过一种内化过程,形成一种无权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无权感,使得人们指责和贬低自己,进而陷入无权的恶性循环。

(三)增权

虽然我们可以把增权看作是社会工作的途径,但事实上学者们对增权这个概念的界定是有异议的(Breton,1994;Rappaport,1984)。所罗门(Solomon,1976)认为,增权是一个过程,由此,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一道参与一套活动……目的在于减少由于作为被耻辱烙印化之群体的成员而由负面评价造成的无权。它包括辨认造成问题的权力障碍,以及发展与执行目的在于减少来自间接权力障碍的效果或者减少直接权力障碍运作的具体策略。拉帕波特(Rappaport,1981、1984、1987)认为,增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人们、组织和社区对其事务获得控制的机制。斯威夫特(Swift)和莱文(Levin)(1987)认为,增权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对权力的再分配、一个过程以及一个目标。由此可见,增权在不同学者的眼里会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古铁雷斯(Gutiérrez,1990)亦发现,学者们对增权概念的使用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对于不同的学者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宏观层面上的学者通常逐字地界定增权,把它刻画成增加集体政治权力的过程;相反,微观层面上的学者经常把增权描绘成个人增加权力或控制感,而没有结构安排上的实际变化;第三类学者则试图把这两种取向调和起来:个人增权如何为群体增权作出贡献,群体权力的增加如何提升个别成员的功能。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增权,并且赋予其不同的含义,但在这些不同的定义中也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的要素或主题。基弗(Kieffer,1981)认为,增权概念中汇集了三个构成要素:公民的能力、社会政治修养、政治能力或参与能力。并且认为下列诸项是这些构成因素的先决条件:促进积极社会参与的个人态度或自我观念;对定义环境的社会和政治系统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知识和能力;发展行动策略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筹措资源的能力;利用有效的方式与其他人一道定义和实现集体目标的行动能力。

托尔(Torre,1985)认为,定义增权的文献中至少有三个主题:第一,从个人成长开始并可能在更大的社会变迁中达到顶点的一个发展过程;第二,以自尊、效能和控制感等增强为标志的一种心理状态;第三,源于社会运动的解放,那个社会运动从对无权者的教育和政治化开始,而后会包括无权者获得权力和改变维持压迫之结构的集体努力。

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1995)发现,人类服务中关于增权的文献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增权基本上被描述成一个目标、一个过程、一种介入方式。虽然学者们没有一致地描述确定的目标、过程或介入技术,但增权文献表明,可以从中发展出一个关于增权的操作性定义:第一,增权是一种理论和实践,处理权力、无权和压迫以及它们如何造成个人、家庭社区问题与影响助人关系的议题。第二,增权的目标是增加个人、人际或政治权力,以便个人、家庭社区可以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第三,增权是一个过程,可以发生在个人、人际和社区等介入层面。它由下列次级过程构成:群体意识的发展、自责的减少、个人对改变负有责任的假设、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提升。第四,增权通过一些介入方法发生,包括把助人关系建立在合作信任和分享权力基础之上;利用小的群体、接受案主对问题的定义、确认和加强案主的长处;提升案主关于阶级和权力议题的意识;积极引导案主加入改变的过程;传授具体的技巧;使用互助、自助或支持群体;在助人关系中体验个人权力感;动员资源或为案主进行倡导。第五,有效实践的目标并不是应付和适应,而是案主或社区实际权力的增长,以便他们可以采取行动防止或改变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由于无权的效果发生在许多层面,所以改变的努力可以针对任何介入层面或者可以包括介入的多个层面。总之,增权领域的许多学者一致认为,最终目标是增加群体社区的权力,而增加他们的权力则要求针对改变的多个层面。总体上讲,增权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一种介入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增权并不是“赋予”案主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1982)在定义增权时,把它说成是“赋予权力或权威;赋予能力;使能;允许”。这些定义假定,权力活动是由某人赋予某人的。然而,诚如帕森斯、乔根森和赫南德斯(1994)所言:权力很少会被送掉。当经过人们的手上时,它通常会被抓住或者至少是分享,而不会简单地被赋予或移交。在介入过程当中,社会工作者并不拥有可以赋予案主的权力。权力存在于案主之中,而不是案主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增权实践的目标、过程和介入方式会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一些学者(Gutiérrez,1990、1995;Gutiérrez&Ortega,1991)认为增权涉及个人、人际和政治等三个层面。个人层面上的增权聚焦于个人发展个人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的方式;人际层面上的增权强调使个人可以有更多的影响他人能力的具体技术的发展;政治层面上的增权强调社会行动和社会改变的目标。另一些学者(Zimmerman,1990;Perkins&Zimmerman,1995)则认为,增权涉及到个人、组织和社区等三个层面。在个人层面上,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上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由受到增权的组织构成,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等多种观点。

二、社会工作增权取向实践的历史演进

 

社会工作中的增权取向实践始于20世纪70年代(Simon,1990、1994;宋丽玉等,2002)。1976年,所罗门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标志着增权取向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所罗门在书中明确使用“增权”一词来描述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因长期遭受同辈团体、优势团体与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所感受到深切、全面的无权,因而建议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致力于增强黑人民族的权力,以解除社会中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加诸的压迫与疏离,以增进案主个人的自我效能与社会改革的力量。此后,不论是传统还是创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很快地就接纳与融入了增权的观点,成为社会工作实践中重要的参考知识体系,且延续至今(宋丽玉等,2002)。

然而,社会工作中的这种增权取向实践并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了历代社会工作倡导者与哲学思想家们之智慧的积累,其源流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Gutiérrez&Lewis,1999;Simon,1994)。西蒙(Simon,1994)在《美国社会工作中的增权传统:历史》一书中追溯了增权取向实践在美国发展历程。宋丽玉等人(2002)将这一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93-1917)。这一阶段,美国社会受工业化、移民潮、劳工运动等的影响,大量劳工进入城市及工厂,期待获得经济安全及政治自由。但在资本家所进行的“科学管理”下,劳工的生产活动受制于时钟式的规格与标准管制,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因而形成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分化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逐渐成为新兴的专业人员,在社会福音运动、工会组织、女性主义、务实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工作者通过慈善组织会社及其他组织采用所谓的“科学慈善”取向,运用有系统的研究方法来调查案主的情况及过去的历史,并用友好访问员担任贫困者的道德模范。这个时期的增权取向实践有如下特色:其一,提供具体及社会性的支持。有些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发展及研究工作,有些社会工作者则发展心理评估及危机介入的个案工作方法。其二,传授技巧。社会工作者教授案主所需要的特定技巧,个案工作者着重教导案主有关亲职(指教导家长如何做父母)、家管等技巧,社区组织人员则教授案主所需要的参与能力,是为最早的增权取向实践。其三,重视案主的参与。此时的社会工作文献或训练手册指出案主参与助人过程的重要性,并提醒社会工作者应尽量少用怜悯同情(patronizing)的语言,甚至邀请案主运用机构作为服务自我的活动地点。其四,公开分享机构的信息。当时有几个单位倡导让民众分享机构拥有的研究发现、机构信息、移民规定等信息,也是当时具有增权取向实践的行动之一。

第二个阶段(1917-1945)。此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全国失业率高达24.9%,非官方的统计更高达1 3。于是,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展开一连串的“新政”计划,以重建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在一片公共福利大幅扩张建制与社会充满积极改革的气氛中,社会工作专业中的干涉主义与增权取向这两个迥异的传统取向同时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融入了弗洛伊德有关个人潜意识冲突的释放之学说、黑人意识觉醒的国家主义思考、存在主义思潮中倡导个人自由权和社会主义提倡的社会改革行动等主张,并以下列方式协助缺少权力的案主:一是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当时民间社会工作组织号召所有社会工作者一起倡导一项永久性及全面性的福利制度,并得到其他相关社会工作及劳工组织的呼应,美国政府也因此陆续制定或通过各项社会安全制度,这是美国社会首次出现福利国家的诉求。二是注意母亲及儿童的健康照顾议题。在莱斯罗普(Lathrop)和阿博特(Abbott)等几位著名社会工作学者的倡导下,美国国会通过有关母亲与儿童健康的法案,由联邦拨款协助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乡村地区推动亲职教育、母子健康计划,以建全国家发展的公民根本。三是建构美国本土黑人的社会工作学校。为了协助黑人能和白人一样地进入大学,以及扩增黑人的资源与机会,亚特兰大社会工作学院和霍华德大学于1920年和1936年先后成立,专门培养黑人社会工作者,直接为黑人引进“增权”的教育效果。四是社会服务的正常化运动。为了因应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及活动区域,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者倡导设立服务机构或输送服务应尽可能设立于邻近地区或工作场所,以便人人易于接近和使用。

第三个阶段(1945-199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却面临着经济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除了士兵返家的调适外,国内社会亦充满劳工骚动、住宅不足与通货膨胀等问题,加上移民与种族冲突日渐突出,社会极不安定。于是,美国政府在60年代通过“大社会”计划,以彰显政府对经济弱化与政治边缘化的公民应负起保障公平机会的责任,大幅增加福利预算以改进他们的生活。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民消费的增加,政府的福利建制因不同执政党的理念不同而摇摆不定,一会儿大幅建立社会安全制度,一会儿又大幅缩减受惠范围。受多元化与全球化思潮的影响,社会工作取向也呈多样化趋势,多元而包罗万象的理论观点纷纷建构,而增权的观点也于此时进入繁复而厚实的建构,包括了从重视案主的自我抉择到强调集体行动的社区发展。其发展特色如下:第一,社会工作的介入必须以回应案主认定的需求为依归。鉴于以往的社会福利制度大规模介入贫穷者、游民、精神病患、受刑妇女与黑人等弱势人群的生活,弱势案主经常感受到专业人员的标签与控制对待,从而产生不信任与抗拒感,所以此时的增权取向实践特别强调尊重案主,鼓励案主对其问题与需求的自主性。第二,鼓励案主参与建立同辈网络。为了降低弱势人群的疏离、孤立与无权感,增权取向实践也鼓励案主与相同境遇的同辈建立互助团体,通过集体意识的觉醒与共同努力摆脱无权的悲情情怀,一起争取公平对待、社会正义、社区发展、社会服务与自尊心的建立。第三,强调机构的工作重心在于增进与维系改变。增权取向的实践不仅增进案主的自我效能、建构同辈网络来提升其权力,从长远考虑还应训练案主的领导能力、熟悉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继续增进与维系案主的改变,使其最终成为掌握自己命运、机会的有权力者。

总之,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花结果,但却不能否定历代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改革的理念、知识与行动上开辟了一个滋养的土壤,所以增权取向的观点目前才广为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所接受。

三、增权理论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增权取向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除了有其实践基础外,亦有着其深厚的政治和思想渊源。斯威夫特(Swift,1984)指出,增权的根源在我们文化的政治和哲学基础之中。民主概念及其在我们政治制度中的体现,是令公民增权以便参与影响其福利的决定之原则的基础。古铁雷斯(1990)亦指出,增权理论和实践植根于社区组织方法、成人教育技术、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等之中。除了这些学者的简单讨论之外,西蒙(1994)曾详细阐述增权取向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他认为增权取向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主要表现为:

第一,新教革命(theProtestantRevolution)。16、17世纪的新教革命改变了西方社会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决定自己世俗状态的进程。新教革命促使人们把注意力从来世转向现世,以及把拯救的担子从上帝转到个人的肩上,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等同的价值。于是,清教徒开始重视尘世,并承认今生就是工作。所以,通过新教革命,人们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努力工作,任何人都可以极大地改善自己,并因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此外,新教革命也把民主观念引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之中,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通过阅读和解释 《圣经》,直接地辨认出上帝的旨意。为了理解这种新的清教徒世界中的上帝的 旨意,信徒不再需要求助于宗教“专家”,求助于譬如教士这样的中间人。反之, 教徒可以通过自己对《圣经》和祈祷的关注,发现真理。再者,17 世纪的贵格 会教义(Quakerism)为形成增权传统的思想宝库又增添了另一个民主化前提。 其关 于“灵光”(inner light)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上帝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以及每个 人的生活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等信仰,把尊严、价值和救赎的可能性扩展到甚至 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农民、绝望的债务人和堕落的罪犯身上。

第二,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Merchant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商业资本主 义和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增权传统最终产生出来的另一个背景。资本 主义给农民、奴隶、租户、小业主、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和店主等造成了特别 混乱的后果。资本主义造成的城市化、殖民化、工业化和移民,使一些人的数量 成指数增长,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土地、亲密的扩大式家庭、工作、收入、社区、或在社会中被认为合适的职务。这种无权、无根及边缘化的经验,在 14 至 18 世纪的欧洲大部分人口和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白人迁移者中,明显地蔓延开来。 领土、文化和经济混乱的相互渗透,提供了一个残忍但强迫性的动力,促使人们 去辨认其共同苦难的原因, 并加速了他们自己对纠正、 解放和增权的追求。 此外, 资本主义把一个前提放在如下各项之上:承担风险、显示首创精神、展望和规划 更加繁荣的未来,辨认与其一道分享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其他人。资本主义生活的 这些有价值的方面,在前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成长起来,潜在上变成为 19 和 20 世纪增权运动成员行为的理想面向。

第三,杰弗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增权思考赖以为基础的另一 个核心板块是杰弗逊式民主。杰弗逊把洛克关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理性、受制 于互惠和公正原则,因而能够自律的观念,以及卢梭关于人类的平等、独立、清 白和完美的信念,输入北美并结合进自己的哲学,对在美国建立起正式和非正式 民主与公民权发挥了深远的影响。杰弗逊倡导发展许多志愿组织、建立(以面对 面关系为特征的)地方社区、去集中化的和地区化的政府(尽可能使许多公民参与 它的工作)。他帮助在美国的政治氛围中,坚定地播种起对地方主义的强烈偏爱 和对普遍主权之观念的持久信念,即“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权力,不是依赖于 特殊的选民实体,而是依赖于更广大的人民”。总之,一旦他们通过教育获得学 习和回应一般福利中显而易见的议题的机会, 那么普通人就会拥有在大事和小事 上的聪明自治能力,杰弗逊为这种乐观主义作出了贡献。杰弗逊对“由下至上” 民主的偏爱是增权传统的基本基础之一。

第四,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先验论是另一股重要的创建增权传统的 哲学力量,其强调人类的尊严和神授的可能性,以及人们掌握从存在于宇宙万物 之中的上帝那里而来的启示的理性和直觉的力量。这种对人的潜力的真实赞美, 为极度乐观主义观点提供了依据, 该观点把人类置于赎罪过程的核心……实际上 为一个增权角色。 先验论者从启蒙时代的先驱那里借来关于人类是完美的及基本 上是善良的信念,与此同时,拒绝承认启蒙时代的机械宇宙观,即关于自然的活 力论的、有机体的观点(即个人选择和活动受中心支配)。和杰弗逊一样,先验论 对人类的理性寄予厚望,认为它是保证人们可以自治的启示和要素的主要来源。 再者,先验论要求把理念直接应用于生活。许多先验论先贤沉浸于集体社会改革 运动的网络之中。 一些先验论者利用先验论生活方式创建公社实验, 规划社区(企 图设计出结构、 动力和仪式程序, 以在制度上实践其成员的神授性、 平等和自由)。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的先验论预示了后来增权传统的乐观主义的主张,即被打 上耻辱烙印的人们,通过把内在资源作为主要的动力,可以改变其个人、社区和 社会的存在。由于其对人性的普遍信念、对每个人的理性的力量的平等主义的信 仰、以及通过社会变革和实验投身于对其理想的直接确认,先验论象征着增权活 动。

第五,乌托邦社区(Utopian Communities)。先验论并不是 1830 至 1850 年间 美国“建设其自己的世界”的唯一社会先驱。在这 20 年间,社会实验纷涌而来。 Shakers 等人发展起有计划的宗教社区,付立叶和欧文以及受早期工业化影响的 人群亦发展出新生的社会主义社区。人们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导致社区与 大众文化“即将到来的和可能无法恢复的丧失”。付立叶和欧文的实验依赖于激 进的平等主义信念: 好的社会理应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由许多小规模 社区构成的社会,那些社区以合作的邻里之自由结合,以及地位、资源和权力的 平等为基础。他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承诺”作出了示范,并加强了 依赖分享承诺与空间合作的美国传统。 这些前马克思社会主义社区检验和积累了 理念,那些理念后来变成为关于人际和社区贡献具有可转换性质,以及互助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增权传统的核心。

第六,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发端于 19 世纪,其坚信互助是 社会生活的一个基础。这一理念被确立并逐渐灌输进美国的原则和偏好之中,开 辟了增权为本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道路。无政府主义力求用合作取代竞争,用个 人和小群体(他们将不断修正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自由结合取代集中化的权 威。无政府主义者强烈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自然的合作秩序会通过修正和 实验演化出来,在其中,互助是一种比自私和为生存与霸权而竞争更核心的自然 力量。所以,基于最初于 1840 年表达出来的 Proudhon 的“互助论”概念,无政 府主义者在 19 世纪下叶提出,要废除集中化的国家,以“公社”和“‘工人’ 会议”这两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公社将是由互助合作的居民集体控制的 小的和地方区域性的单位;工人会议是工作场所中的类似单位,也是小的和由工 人控制的。无政府主义者提议,公社和其他公社在地域上结成联盟,同时保持自 主性。 相伴的, 工人会议将和其他工人会议结成联盟, 也保持地方自主性。 此外, 公社联盟和工人会议联盟将提供互助和交换。虽然 Rothschild 和 Whitt 认为,无 政府主义离开了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政治角色,但 Simon(1994)认为,无政府主 义在西欧和美国使包括五个重要理念的承诺普及化了:1、透过小的、去集中化 的志愿联合的社会组织和功能,2、在自主的自愿联合中建立联盟的重要性,3、 建立没有等级权威的功能组织目标,4、双轨计划、社区控制、社区功能、工人 控制、工作场所决定,5、强调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即努力实现改变的方式和最 后的结果及努力的价值不可分离的主张。也正是因为如此,Simon 认为,19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增权哲学和活动的兴旺,受到了这些无政府主义原则 的间接但却重要的影响。

第七,扩展中的公民权观念(Expanding Notions of Citizenship)。增权思想的 另一个基本建筑板块,是由法国启蒙哲学先贤锻造出来的、19 世纪的公民权概 念。公民权是一个动态的和社会建构起来的、社区或社会中参与性成员身份的概 念,它是一种携带着权力和地位的成员身份。公民权包括三个要素,即民权、政 治权和社会权。民权来源于 18 世纪关于“人”的自然权利的信仰和国家对这些 权利的保护。美国的《人权宣言》对保护民权的一套措施作了经典阐述,国父认 为保护个人的自由是根本性的。 法律制度和法庭被认为是和保护个人民事自由最 直接有关的制度。在公民权的这个概念中,民权基本上是在司法和立法上防止政 府、军队、专制统治者、教会对个人生活、自由或追求幸福的入侵。然而,至 19 世纪,对于那些由于种族、性别、缺少财富等而历史上被排斥出公民成员身 份的群体的领导和成员来讲,这种公民权的概念被证明太有限了。由手工业者、 小农场主、非裔美国人、产业工人及妇女构成的授予权利运动的先驱,力求溶入 依法拥有全部市民自由的那些公民的行列。 争取那些权力的斗争和一旦赢得就享 受它们的双重因素,刺激了公民权的成长。为了被授予权利,许多群体和个人发 现,在政治权利的正式实施中要求积极的角色是必要的,这种角色包括投票权和 立法及地方当局执政的权力。实施公民权开始不仅意味着保护个人自由所需的 “永久警戒”(eternal vigilance),而且意味着在议会中进取和有组织地追求与实 施政治权力。因而,公民权概念被转换成解放和投票运动,包括市民保护和多面 向的政治参与和权利。进入 20 世纪,英国、斯堪底那维亚国家和美国的社会民 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公民权概念要加上一个社会面向。Marshall 等人认 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处于经济劣势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和经济上占优势的 人同样的机会和能力,去实施正式的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公民权。西欧和美国的 社会权运动成员力求减少资源的不平等, 他们认为这种不平等会导致民权和政治 权的限制。社会权的建构,意味着利用福利国家保证所有公民的经济安全。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建立和维护社会权所需要的关键制度被认为是, 致力于减少经济不 平等的福利官僚组织,商品、服务、土地平等输入的国际市场,不同的可接近的 教育系统。因此,Simon(1994)认为公民权社会契约的充分参与,对于社会权的 缔造者和增权为本的社会工作者来讲,会以市民自由、政治权和社会经济授权之 有着内在联系的三位一体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