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装载于《城市问题》2013年第6期

作者:李雪萍  曹朝龙

摘要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在目前的城市社区发展中,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愈来愈重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社区公共空间并非仅是单纯物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还是独立于政

府部门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领域。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为未来的城市社区治理和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关键词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生产

    一关于社区社会组织与公共空间的研究

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西方社会语境下的特殊概念,关于公共领域的跨文化的普适性问题,国内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构建一种自由而开放的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必需。基于长期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与实践以及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角度,研究社区公共空间的良性生产问题。

   1.社区社会组织的界定与分类

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大多从组织活动、组织主体、组织性质等方面揭示了社区社会组织概念的内涵。杨贵华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以本社区成员为主体,以本社区区域为主要活动场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娱乐为主要口的,满足社区

民不同需求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川;陈洪涛、王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社会自发组织’,fzls康之国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由社区居民自愿成立的,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为口的、介于

社区主体组织(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和居民个体之间的非营利性组织。

学者们还依据不同的标准,将社区社会组织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杨贵华根据活动内容的不同,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社区福利组织(社区托老所与敬老院、社区服务中心等)、社区文体组织(社区老年大学、健身队、老年文艺表演队等)、社区居民权益维护组织(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社区环境保护协会等)、社区志愿活动组织(社区志愿者与义工组织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为社区残疾人、优抚对象、生活困难等特殊群体提供无偿服务的组织)以及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低偿服务的便民利民组织(社区卫生所、职业所等)。陈洪涛、王名按照人员的组织构成原则,将社区社会组织区分为居民参与型与非居民参与型两种:非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是由非社区居民成立的,即由外来人员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成员完全或者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

结合以上概括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强调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口的,即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层次的生活需求;在组织人员构成上,既强调社区内部成员的参与,也注重社区外来人员的参与;从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基本特征;此外,组织活动范围主要限于社区,服务对象主要为社区居民,活动影响限于社区等。而就社区社会组织的分类来说,鉴于社区社会组织分类众多,本文主要根据社区社会组织的口标和特点,将社区社会组织划分为文体活动类娱乐型组织、志愿服务类组织及利益代表型维权组织,这三种类型基本上能够囊括当前活跃在城市社区中的所有社区社会组织,而且也较为符合我国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2.由公共空间到社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在西方社会的发展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的英国,各种民间团体大量兴起,这些团体经常出现在新兴不久的咖啡厅、沙龙等场所,这些场所就形成了一种敞开性的公众自由参与并可以自由言论的公共空间。贝克尔对欧洲公共空间的形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公共空间是现代启蒙运动的诞生基地。哈贝马斯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解释理性批判思维的产生。哈贝马斯所分析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是指由咖啡厅、出版业、文化人士以及各种文化展演场所等构成的一个领域。就这一领域的性质,哈贝马斯指出,“公共空间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汉娜·阿伦特透过批判反思之观点,审视西方哲学传统的“表象一实在”的思想预设,提出了“表象之价值”,与“表象(或现象)即实在”的论点。基于这一论点,阿伦特提出了公共空间以及实践者的自我表现的政治理念。阿伦特认为,人的行动实践乃是自我的展现,既是“展现”,就必须有“他人”的感知、了解与判断,以此确保“自我展现”的“实在

性”。这个由“他人”与“我”之行动者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共同之“自我展现”的场域,即是“公共空间”。从积极的意义来看,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是人们行动与沟通的领域,行动即是行为者的言行表达,而表达只有经由与“他人”的互动、沟通,才具有“真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沟通既然是在公共事务领域内言行经验的相互分享,那么个人的行动就决定了沟通的实践内涵,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沟通乃是“一种欢娱和满足,来自于行动者以平等身份相互联系,共同行动、共同展现于公众,也来自于行动者以言行涉人生活之世界,而取得维系个人之认同的资源,以及从事创新、开启新局面”。尽管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思想有些抽象,但她所建构起来的是一种以实践为取向的空间方法学,注重人的实践行动与沟通,她的理论观点对现代社会公共领域思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新城市主义理论强调公共空间安排的优先性,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富有生命力且有助于社区自治的。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对于公共空间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而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因此希望创建出与市民的需求和期盼相适应的邻里和城市。优先性的调整,实现了公共空间设计权的转移,成为当代城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是对民主主义和社区行动主义的推进—为人民建造场所,在这一理念下,街道成为链接民主空间和视觉经验、构

建城市和城镇的组织。

在我国,公共领域大致出现在甲午海战战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因为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蟠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当时,全国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和湖南。报纸、学会和学堂等,也以这三个地方的发展最快(其中上海发展最快,而且是近代公共领域的中心)。学者许纪霖对于公共领域的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以民国时期上海为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公共领域的发展跳过了在欧洲盛行一时的文学公共领域阶段,空间载体不是酒吧、沙龙、咖啡馆,而是形成了以报纸、学会和学校为主的政论批判。然而,邓正来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虽然陆续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多种基础和条件,但不能就此判断说这些就是公共领域本身;公共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而且是公共的、批判的,虽然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些报纸、书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比如格致书院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制度终止,商品房的大量涌现,住房的商品化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关系,城市社区居民开始以业主的身份参与社区生活。同时,业主委员会、物业等一些新生事物也不断涌现出来,伴随着城市社区的这一变革,社区空间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开始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框架,开始关注公共空间和城市社区的建设问题。在本文当中,笔者所提到的公共空间主要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社区

公共空间,这里的公共空间被看作是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市场之外,由社区居民参与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空间,社区公共空间与公民社会紧密联系,关系到政府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及社区社会管理的创新。

 

社区公共空间的良性生产机制

从城市社区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公共空间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础平台,社区空间当中渗透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也是社区居民运用公民权利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我国的社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到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的时间,城市基层社区管理还很不成熟,社区管理行政化现状也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变,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不均衡”、“形同质异”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社区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建构一种社区协同治理方式,重组社区公共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机制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具体方式,见图1。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莱斯特·M.萨拉蒙的第三政府理论,“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功能上互补,鉴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在公共服务的传输上必须仰赖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应该更多地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空间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联结政府部门和广大社区居民的桥梁。依据社区社会组织的分类,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满足社区居民的三种需要,即维权的需要、志愿服务的需要、娱乐活动的需要。社区社会组织正是通过回应和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来开展各种活动的。在社区社会组织回应与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的过程中,能够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提升社区居民的公民权力意识,有助于社区协同治理的实现、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处于监督、指导性的地位,政府部门及其权力代表者行使两种职能。一方面,鼓励广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扶植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社区社会组织等第三领域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没有遵循西方自下而上的发展逻辑。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及其权力代表者需要监督和指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活动。凯文·林奇对公共空间的人类行为的分析,很好地说明了政府监督指导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他指出,“空间和空间里的行为一定要加以规范。人类是有领域感的动物,他们会利用空间来控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维护领域的所有权以保证拥有其资源。人们对每一片土地都行使这样的控制权,同样也对这里的人行使着这种权力……对空间的控制会产生心理结果,例如担忧感、满足感、光荣感、屈从感等。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至少表现了这个社会结构。”因此为了防止控制权的产生与滥用,就必须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活动进行监督与指导,这是在社区公共空间发展的过渡时期所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内容。

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监督,体现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理念,能够给予社区社会组织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实现其职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便捷的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政府监督指导功能的发挥,也有利于防止市场的混乱以及指导解决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保障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利于维护社区秩序的稳定,保障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

三、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

结合我国社区发展的现实状况看,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区公共空间生产的重要力量。社区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是源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发展需要,具体可以从我国社区发展的渊源、社会管理的创新需求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1.特殊的历史原因:单位制的解体

计划经济时期,整个社会是一种“国家一元化”结构体制,单位制是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管理方式,广大社区居民完全依赖于自己所属的单位,单位既担负着生产性任务,也兼管居民的生活空间,同一单位的人们往往生活在同一个街区。由于单位通过生产性活动把社区居民联结了起来,使得居民彼此能够相互熟悉、守望相助。然而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原有的单位制管理方式开始式微,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国有体制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大量“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和“社区人”。住房商品化逐渐替代单位的福利分房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的直接结果是社区内的广大居民开始“异质化”,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联结社区居民的也不再是单位,社区居民间的联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偶然的相遇,社区居民间的沟通和交流变少,许多社区居民甚至连自己的邻居都不太熟悉。现代城市社会表现出原子化的趋向,这一趋向“主要是指在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单位人社会连接状态发生变化的过程,表现为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形等情形”。

在基层社区发生变化的同时,社区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社区当中不仅有诸如政府部门的权力代表者—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还有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资源配置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区公共领域逐渐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级,推动了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的开展,社区社会组织成为实现社区组织化管理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特点,使它能够代表广大社区居民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也能够起到降低政府部门管理成本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成为社区公共空间良性生产的重要力量。

2.现实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的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新社会管理已经迫在眉睫。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体制的五大体系中,口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少社会协同,而增强社会协同的关键在于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即形成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分工、协作的治理模式,改变单位制解体后民众的“原子化”状态,增强公民的组织性,协调和整合多元化利益和社会矛盾。

社区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将社区内分散的居民联结起来,极大地改变了社区公共空间,使得社区内的组织状况、公共权力结构发生了转变。一方面,组织化的治理方式,有助于突破个体力量弱小的局限,易形成“公共议题”,能够更有效地表达社区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带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实现社会组织与社区互动发展的有机结合,通过利益的整合和公共的讨论可以克服个体私利的局

限、“搭便车”等现象。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体制下的公共空间生产,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空间的生产要更具灵活性和延展性,居民的权利意识也更为增强。总之,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创造了机会,而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空间生产这种新型机制也为基层社区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典范与路径。

四、结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当前的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当前及未来社区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选择之一;第二,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通过权力让渡实现向监督者的角色转变,有助于社区公共空间的良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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