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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
罗肖泉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 摘要]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 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伦理困境起因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冲突、道德特质、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并且贯穿 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始终。
[ 关键词]  社会工作实务 价值观冲突 伦理困境
[ 中图分类号]  B82-052;C91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  1004-6917(2003)09-0037-04
[ 收稿日期] 2003-04-11
[ 作者简介] 罗肖泉(1965-),女,江苏丰县人, 徐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伦理困境”是贯穿社会工作过程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既是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也是检验社 会工作者实际能力的最有效尺度。能否恰当处理实务工作中 的伦理困境,决定着社会工作的程序能否顺利进行、目标能否 顺利实现,也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大众 中的地位和声誉。对“伦理困境”的研究在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伦理困境的内涵
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伦理困境” 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Frank Loewenberg 和 Ralph Dolgoff(1988)在《Ethical Decisions for So- cial Work Practice》一书中多处强调:我们通常使用的“伦理困境”这个术语是不确切的, 应当说是社会工作实践问题中的 “ethical dimension(伦 理 特 性)” 或“ethical aspects(伦 理 因 素)”[1] 。现行美国社会工作协会(NASW)伦理守则(1996)修 订委员会主席 Frederic G.Reamer(1999)曾给伦理困境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伦理的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 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 2 ] Frank Loewenberg 和 Ralph Dol- goff(1988)也明确指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起源于作为现代社会特点的价值的多元性和矛盾性。 当一个从业者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冲突的价值时,伦理困境就可 能会产生,诸如公正与平等、服务效用与效率、或者能力与平 等”[3] 。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有如下几方面的内涵:
第一,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带有伦理特性的困难或问题。社会工作 者在实务工作中会面临多种问题和困难, 带有伦理和道德牵 连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和具有 决定作用的部分。从一般意义上说,“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在社会工作实践过 程中,社会工作者会遇到一系列的关系, 诸如工作者与案主、 雇主、同事、机构、社会的关系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协调 过程中往往出现矛盾或冲突、顾此失彼或不能两全,这就诱发 了具有伦理特征的问题和困难即“伦理困境” 。可以说, 社会 工作过程中“关系”存在和协调的必要性, 决定了“伦理困境” 存在的必然性。
第二,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发源于价值观冲突的困难和问题。美国学者 Pumphrey(1959)认为:社会工作是 一个“heavily value-laden profession”(满载价值的专业),Gold- stein(1973)把社会工作者描述为“满载价值的个人” ,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工作专业与价值观的密切联系。而价值观和伦理理论又是密切联系的, 正如 Levy 所说:“伦理是价值观在人类关系和事务中的运用。价值观倾向于本质上的考虑, 而伦 理倾向于对人类关系中的行为的影响。”[4] 不同的价值观要求 不同的协调关系和指导行为的伦理原则, 这就造成了社会工 作者的伦理困境。
第三,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往往使社会工作者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所谓“两难的抉择” ,是指“抉择做出者必 须在两个或更多同样分量、同样有吸引力(或没有吸引力)的 意见中做出选择”[5] ,这种情形有些相仿于黑格尔先生分析悲 剧的成因时所说的“两种善的伦理力量的冲突”[ 6 ] 。比如, 案 主的福利和自由是被社会工作专业给予同等尊重的两种案主 的权利,但当福利的获得必须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或者案主的 自由决定直接影响到他的福利的获得时, 社会工作者要做如 何的选择呢?
第四, 伦理困境的解决需要社会工作者高度的道德责任 感。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 曾一度出现过“技术主义”的倾 向,认为社会工作者只要借助于专业的知识和技巧就可以解 决所有问题, 这种现象被朱志强先生称为社会工作中的“ 异 化”现象, 社会工作者沦为“科技官僚” 、“技术官僚”和“个案经 理”[7]。事实证明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问题, 尤其是伦理问题, 仅靠专业知识和技巧是不能解决的, 社会工作者所遵循的价 值观、伦理原则、道德规范都会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 没有对于社会、专业、案主的高度道德责任感, 没有为有需要的人谋 福利的使命感,就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工作者的职责。 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1992 年课程政策声明书(CPS)对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学生必须获得有关社 会工作价值观和他们的伦理运用方面的特殊知识, 并且在专 业实践中证明它们的应用。学生必须发展出对他们自己的价 值观的警觉性,并且澄清冲突的价值观和伦理困境。”[8]
二、伦理困境的成因
“伦理困境”是社会工作过程的必然伴生物, 这种必然性是由其价值观的冲突、专业的道德特质以及特殊的服务对象决定的。具体来说, 促成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伦理困境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 价值观的冲突是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如前 所述,社会工作专业与价值观有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工作实践 中起作用的价值观是一个包括社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个人 价值观等的复杂体系,而且是随着时代、文化、地区、民族等因素的不同而改变的动态体系, 在不同的价值观同时起作用的 情况下,伦理困境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 引起伦理困境的价值观冲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1)社会 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的冲突。一般说来, 专业价值观是对社 会价值观的反映,二者应当是一致的,但相对于一般社会价值 观来说,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更具有理想性色彩, 这使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例如,专业价值观中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就与社会较流行的注重效率的价值观相冲突。 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社会工作是应当追随管理主义的经济效益至上理 论或技术主义的单纯精神治疗理论, 还是应当注重社会变迁 和改革。从 19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社会工作界兴起的“radical social work(基变社会工作)”理论(林万亿,1991) [ 9 ] , 正是对这 种冲突的反映。
( 2)专业价值观内部的冲突。NASW 伦理守则(1996)将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观归纳为六个方面, 这 六方面的要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会发生冲突从而使社会工作者处于伦理困境之中。例如,“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既要求 尊重案主的隐私权, 又要求保护第三方不受伤害, 当案主的秘密涉及到对第三方的危害时, 工作者应当如何选择? 同时, “提高生命的尊严”这个价值观或许被一个社会工作者用来支 持案主流产的要求, 而他的同事可能以同一个价值观去支持 自己说服案主完成怀孕过程的决定。
( 3)专业价值观与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社会工作职业价值观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来体现和实现的。第一部社会工作伦 理专著的作者 CharlesS.Levy(1992)曾经说过, 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伦理责任的“焦点” , 因为“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事 业的催化剂, 当他们被赋予专业责任时, 他们就启动了可能实 现专业计划和目标的过程” 。因此, 从原则上说来, 社会工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应当是与专业价值观一致并代表专业价值观的。但这种一致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社会工作者除了受 到专业价值观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这都可能使一些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之间产 生冲突。例如,“案主自决” 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中的重要 内容, 但对于成长在注重人际间密切的情感关系环境中的中 国社会工作者来说, 对案主完全保持价值中立和情感疏离的态度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 积极的干预甚至是包办代替更符合中国的传统。
( 4)社会工作者个人价值观与案主价值观的 冲突。工作者和案主在文化、教育、环境、民族、性别、年龄等 方面的差异, 也会导致他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这种冲突将直接影响社会工作的进程。例如, 社会工作者不赞成同性恋, 而案主却是一个同性恋者, 社会工作者能够理解和同情他 (她)的境遇并呼吁其他人尊重他们的选择吗?

第二,专业的道德特质是伦理困境产生的基础平台。社会工作专业从创立起就显现出的与其他专业的一个重要区别 是它的独特的伦理相关性或道德特质。一方面, 这个专业始终把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以及建立至善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 的专业旗帜。正如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所说的:“社会工作之 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是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利他主义是 无私地关心他人的福利的伦理原则, 行动者以奉献为特征而 不求索取。”[10]另一方面,Reamer 先生在分析社会工作专业的 基本使命时指出, 突出体现社会工作这个助人专业与其他专 业的区别的有三项内容:“为弱势、受压迫者服务” ;“关注社会情境中的个人福祉”;“促进社会正义与社会变迁”[11] 。社会工作者对自己专业使命的这种定位也是其道德特质的表现。社会工作专业的道德特质决定了社会工作者的活动必然是对他者福祉的介入, 这种介入不像单纯的技术介入那样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计算其得失成败, 有时其结果甚至是无法预知的和不以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太多的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需要社会工作者凭借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做出随机应变 的判断,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弱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特点更 增加了伦理困境产生的机率。
第三, 专业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是伦理困境的直接诱因。 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 他们可以被分为两类:
( 1)由于生理和社会的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 例 如残障人士、下岗职工等。
( 2)具有与社会普遍道德相违背的 习性或处于非主流文化生活形态之中的人们, 例如犯罪、酗 酒、吸毒、儿童虐待、同性恋等。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有时从 表面看来并不脆弱,甚至可能还掌握着较重要的权力, 但一旦 他们成为社会工作的案主, 他们同样可以被理解为“弱势群 体” 。Levy 提出了案主“relative vulnerability”(相对脆弱)的概 念:“案主是带着迫切的需要和问题的, 正是这些需要和问题 引导他们寻求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处于危机或种种原因造成 的绝望状态之中的案主, 很可能被削弱了判断的能力并过度 地依赖于社会工作者”[12] ;或者如 Frank Loew enberg 和 Ralph- Dolgoff(1988)所分析的“自由地放弃权力”(surrender of free- dom)的情形:“即使案主的权力比社会工作者的权力大, 案主 也常常因为把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隐私暴露给社会工作者而 变得脆弱”[ 13 ] 。但无论属于何种情形, 社会工作的案主一般 都是社会所指认的“问题人士” , 因此,社会工作者为他们争取 正当利益的努力更容易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 当“问题人士” (姑且不论他们的问题是因何而生的)与“正常人士”的利益发 生冲突时,就会给社会工作者的选择带来更大的困难;社会工 作者本人作为“正常人士”与作为“问题人士”的案主的价值观 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矛盾就更不易于化解。凡此种种, 都给社 会工作实务活动带来直接的影响,造成更多的伦理困境。
三、伦理困境的种类
在西方的研究者中, 对伦理困境做过较系统分类的是 Reamer 先生, 他把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分为“直接实务工 作”中的伦理困境、“间接实务工作”中的伦理困境以及同事关 系中的伦理困境三 类, 每一个 大类之 下又有更 细致的 划 分[ 14 ] 。笔者认为, 这种分类方法还有些过于繁琐, 而且不能 给人一个对于伦理困境种类的整体直观印象 ,故而尝试从整 体上将社会工作过程中的伦理困境依据其特点划分五大类。 同时考虑到伦理困境起源于价值观的冲突, 而一个“困境” 本 身也表现为一种冲突的情形, 因而每一种困境都以“冲突” 的形式来表述:
第一, 目标的冲突所造成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的最基本的目标即在协助有需要的人们, 并且对于社会问题予以关 注及采取行动”(NASW 伦理守则, 1996)。这一基本目标包含着三组可能的冲突:弱势群体利益与健康人群利益的冲突、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冲突、个案工作与社会运动的冲突。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的直接案主, 他们的利益是社会工作者首先需要考虑的,但社会工作者也对维护社会他人的利益负有 责任,当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社会工作者应当如何选择? 尊重个人自由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但社会的正常 运转需要一定的控制, 在协助案主的过程中是应当尊重个人 的自由还是应当遵从社会控制? 个案工作和社会运动的矛 盾, 始终是社会工作理论争论的焦点, 现在倾向性的理论是既 要做好个案治疗, 又要关注社会问题, 但社会工作者如何将有 限的精力合理分配在这二者之上?
第二,忠诚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要同时忠诚于案主、雇主、社会机构、职业以及社会整体, 但这些忠诚 的要求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其中最典型的是, 社会工作者既 要代表案主, 又要代表机构。案主往往是相对软弱的,依赖于 社会工作者为他们争取利益;社会工作者相对于他所服务的 机构来说也是软弱的, 机构掌握着工作者赖以生存的工作机 会。当案主与机构的利益和要求发生矛盾时———例如 , 社会 工作者认为最适合案主的介入方式与机构的预算发生冲突 ———社会工作者应当首先忠诚于案主还是机构? 再者 , 当社会工作者所服务机构的政策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要求发 生冲突时, 社会工作者应当信守对哪一方的承诺?
第三,责任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依据专业价值观所 赋予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这些冲突造成了社会工作过程中最大的伦理困境群。
( 1)专 业知识与案主权利:既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帮助案主, 又要求充分尊重案主的自决权, 但当 案主的自由选择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来看不利于案主本人时, 或者为了案主的福利而必须牺牲他们的自由时, 社会工作者 应当运用专业知识去干预案主的自我决定吗?
( 2)“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社会工作者仅立基于已获得案主适当而有效的知后同意的专业关系上, 来提供服务”(NASE 伦理守 则,1996)。但社会工作的相当部分案主是没有能力提供“知后同意”的, 例如老人、儿童、智障人士等, 或者是没有选择的 充分自由的, 例如囚犯、精神病患者等。社会工作者是否有权 对他们提供强制性服务?
( 3)“助人自助” :“帮助有需要的人” 是社会工作者的首要责任, 但发掘案主的潜力、提高案主自己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在工作者与案 主之间建立何种关系才能既起到有效的帮助作用, 又避免案 主对工作者的依赖性, 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尺度。
( 4)介入方 法的选择:社会工作者有责任“选择有效的介入方法” ,但当对案主有效的方法并非工作者最擅长的方法或者工作者认为对案主最有效的方法受到来自机构和同僚的批评时, 工作者应当如何处置? 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工作者在履行告知实情、终 止判断(价值中立)、保密与隐私权等专业职责中所面临的伦 理困境。
第四, 角色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这种冲突在社会工作过程中表现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 社会工作者作为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承担多种角色, 而每一种角色有不同的义务。例如 ,作为社会工作者, 他有义务把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案主服务上;作为一名运动员,他有义务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准备;作为儿子和丈夫,他有义务多花些时间关注 母亲和妻子的健康和幸福。而同一个社会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究竟先履行哪项义务? 另一方面, 同一个社会工作者处于不同的角色地位时,会遭遇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期待。例如,案主期待他为自己保密, 同事期待他与自己分享秘密的 材料,监督人期待他不要出什么差错,雇主期待他提高工作效 率。当这些期待难以两全时, 社会工作者就被置于需要做出 抉择的困境之中。
第五, 利益的冲突造成的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往往影响到不同人和群体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是社会工 作者必须考虑和顾及的, 但这些利益又往往是相互冲突和不 能两全的。为了保护案主, 社会工作者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 益;为了保护这个案主, 可能要牺牲另外的案主的利益;为了增加案主的福利,社会工作者可能要呼吁社会制度的变迁; 为 了保持职业的纯洁, 工作者可能告发同事的不道德行为。 如此复杂的情况, 需要社会工作者裁决, 应当优先考虑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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