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上海200241);吴越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关键词:社会工作整合服务 灾后重建 灾害社会工作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灾害是人类社会一个永久性的治理难题。在过去20年里,全球自然灾害的发生数量增加了3倍多。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的相关数据计算:在2000—2011年的12年间,全球平均每年有2.2475亿人口,受灾,总计118.05万人因灾丧生。中国是世界上遭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2013年间,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累计达154140.6万人次,死亡11369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8430.2亿元。据统计,中国平均每年约有3亿人次以及70%的城市地区受到各类自然灾害的影响。

灾害并不是与社会文化系统相脱离的事件,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放大”(socialamplification)机制相联系的危机事件,因为灾害一旦发生,就会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产生相互作用,其所带来的影响在深层的心理、社会以及文化结构上都留下了如何修复和重构的难题。尽管21世纪以来中国的灾害救助政策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得到完善,但是从目前的灾害救助体系来看,以传统救灾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灾后重建仍然面临着诸多层面的专业服务不足,这突出地表现在:在灾害救助的时序模式上,对后续灾后重建阶段中所涉及的心理复原、生计发展、关系建立、社区重建、秩序维持等长远议题的服务供给重视不够;在灾害救助的内容上,对非物质层面(群体心理、家庭结构、社区关系、组织功能、文化传统等)社会性破坏修复与重建的个性化服务内容相对不足;在灾害救助手段上、借由内在优势调动、社会资本重建、社区关系再造、社会记忆修复等方式推进内生性、生产型的支援服务关注不多;在灾害救助主体上,来自于多元主体,特别是第三部门以及受灾民众自身所能提供的灾后重建服务支持不力。

可以说,以助人见长的专业社会工作对传统救灾方式局限的服务补位,奠定了中国灾害社会工作发展方向。灾害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灾后个体创伤抚慰、社会关系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等方面的功能日渐显现,并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后的灾害救助中有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其有效性和系统性问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困境。当然,从全球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来看,由于世界范围的灾害研究历史都比较短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储备,特别是因缺乏整合性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框架,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中需要回应灾害场景的特殊性对整合服务的现实要求与社会工作自身的整合性欠缺之间的巨大张力。

一方面,在有限服务时间内,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服务对象的多重创伤以及因灾害而集中爆发或相互勾连的复杂问题,既要服务于个人、家庭、群体、组织、社区乃至更大的社会联结体等不同类型的案主,又要有效回应其多重需求。.因此,灾害社会工作简单采用普通的服务模式和单一的处置方法难以满足救灾需求,迫切地需要采取多向度、多层次的整合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偏好,以及“适应还是变革”的行动议题和专业立场,形成了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两种思路和方法。不仅如此,社会工作理论取向和工作方法上内在一外在、宏观一微观的歧异,使得“社会工作是否还是一个拥有整合性知识和技巧的统一专业”这一自我发问一再被提及,从而可能最终减弱其对现实问题的服务能力。尽管对社会工作在灾害服务中的角色和功能有着多种界说,然——对于灾害社会工作的核心问题——社会工作者在灾害情境中究竟能够做什么、怎么做,既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指导,也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实践框架,导致灾害社会工作的碎片化服务形式。


 

反观中国以往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其整合性不足的服务形态所导致的服务有效性和系统性低下的状况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社会工作的进入方式来看,以往的灾害社会工作在介人方式上在“原子化”的组织进人问题,多半为匆忙进人、各自为政。边慧敏、韦克难等学者对汶川地震中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显示,50%的社会工作者将“缺乏整合”列为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三大问题之一“服务组织之间缺乏资源整合”同样也在后续的调查中被在汶川地震中提供服务的NGO列为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

(2)从介人模式和理论范式的运用来看,以往的灾害社会工作偏重于单点聚焦式地选择理论范式和实务模式,而没有将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整合确立为一种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服务准则。比如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介人上,就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导、高校主导的三种主要模式,不同介入模式下的社会工作服务因缺乏整合性的理论规划而多半表现为一种松散的专业性试验,从而难以整体回应灾后重建的多面需求。

(3)从服务内容来说,以往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更多地突出应急性特点,例如在汶川地震中,社会工作服务较多无固定经费来源和相关配套制度保障,导致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服务内容非常有限。笔者之一在2008—2009年先后两次赴都江堰参加汶川地震上海社工队服务时,也深刻体会到对服务组织、理念、方法和对象缺乏整合性认识,导致专业服务的综合效果发挥不佳。

(4)以往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中还存在派出队伍之间以及队伍内部社会工作者之间人员整合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缺乏跨部门的资源整合机制造成了服务成本的耗费和服务效能的不充分。比如,许多灾害社工服务队都是临时从不同组织中抽调组建而成,一般20—30天轮换一次。彼此并不熟悉,其结果常常会导致服务组织之间交叉或重复提供服务。

因此,置身于灾害余波中的社会工作并未如其宣称的那样真正形成“一体多面”的有效行动。从世界范围看,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尽管开始反思服务中过于技术化和微观化的传统主流,但仍在微观层面上个人功能修复的临床取向和宏观层面上强调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的整合安排及服务联动之间,急需建立起一种能够上下贯通的中间层次的整合服务模式。因此,如何在灾害社会工作中弥合社会工作知识传统和专业服务形态上的不一致性,需要我们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尝试从中间层面建构灾害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

二、整合服务:鲁甸地震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

 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的6.5级地震(中心烈度9级),造成108.84万人受灾,其中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27_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06万户12.91万间房屋严重损坏。在灾区群众得到紧急救援和初步安置后,民政部2014年9月5日正式启动了“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支援计划”,由北京市民政局、上海市民政局、广东省民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分别组建了五支社会工作服务队和一个社会工作督导培训组,赶赴鲁甸地震灾区的集中安置点和板房学校,为灾区群众提供为期三个多月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本文两位作者均参与了此次社会工作支援服务,并分别担任第三批上海社会工作服务队的领队和副领队,与另外9名富有救助经验的专业社工队员一起,在鲁甸地震受灾最严重也是最大的灾后H安置区开展了为期40多天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文中的服务案例皆来自于上海社工服务队的工作积累。

(一)社会工作介入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的需求评估

由于社会工作介人灾后重建的时间点不同,其所面对的灾害阶段性特点、服务基础和服务需求都有较大差异。因此,社会工作介人灾后重建的空间与方 式需要以需求评估为前提,以此形成整体服务方案,并在持续的评估中适时调整服务策略。

第一批上海社工服务队到达H安置区后,围绕安置区概况、村民受灾情况、村民的社会服务需求、现有社会服务情况以及社会工作介人空间五个方面开展需求评估工作。为了及时把握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中可能变动的需求和资源,第二、第三批队员在到达灾区的第一时间皆通过深度走访灾区居民,以及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进行沟通,从而对需求进行再评估并优化服务方案服务项目整个评估过程聚焦于从多系统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并考察人与多重环境系统之间的适应性和交互关系,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社会工作介人促使个人与其所在环境之间形成最大化“拟合优度”。

通过需求评估,我们发现了鲁甸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一系列难题亟待社会工作者的回应:一是安置区居民面临的多重创伤。在生理方面,因地震造成身体伤残以及灾后由于安置条件限制造成疾病的大量出现;在心理方面,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缺失,无助感、恐惧感续存;在经济方面,地震大面积破坏了当地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花椒树,加剧了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使得贫困预防与生计重建成为灾后重建面临的主要挑战;更重要的是,鲁甸地震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破坏,特别是原有家庭结构、服务体系、社区关系的破损乃至断裂,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影响安置区居民的后续生活。二是安置区群体需求的差异性。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既包括安置区内的一般人群,又包括小孩、老年人、妇女、伤者或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并且群体间的服务需求具有明显差异。比如遇难者家属的特殊需求聚焦在心理与情绪的疏导以及后续生活方面;受伤人员的特殊需求聚焦在后续治疗和社区照顾方面;儿童的特殊需求聚焦在安全、正面成长和家庭教育方面;妇女的特殊需求聚焦在精神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而老人的特殊需求则聚焦在生活照料、心理慰藉和医疗保障方面。三是安置区多方面的再组织难题。地震后,H安置区在居住格局上由传统分散的居住格局转变为灾民的集中居住,这不仅带来了灾民之间复杂的利益联系,也打破了传统村庄社会互动的形态,原有熟悉的社区关系遭到破坏,新的利益矛盾潜在地集结和涌现。安置区在灾后重建中更突出地面临着生活、利益、文化、群体、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等多方面再组织难题。②四是安置区现有服务格局的碎片化。从H安置区内的服务现状来说,尽管当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都在提供灾后的社会服务,仅就社会组织来说,就至少有9家,然而各服务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服务整合,在儿童服务的提供上甚至还出现了“争抢”服务对象的现象,而对于一些真正需要大量服务的“隐蔽人群”或“失能群体”又缺乏有效的服务供给。

基于需求评估,我们认识到:无法在单一视角下,仅凭经验为安置区居民提供有效服务。在服务格局碎片化的现实下,灾害社会工作必须探索整合服务模式,强调多方面的联动服务,以多重路径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并致力于以融合的方法系统为遭受灾害影响的案主提供多样化服务,以此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能。

(二)“社区为本”(community-based):整合服务方案的起点

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技术方法逐渐趋于多样化,为整合服务方案的形成奠定了知识基础。从灾后重建的现实需要来看,社会工作被期待通过多层面、多维度的整合服务,开展缓解性、保护性和复原性活动,以回应灾区群众生存与发展的多重需求。整合服务在中国灾后重建中的定位及现实可能性,是制定整合服务方案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灾后重建中一个常被忽视的要素是社区重建和发展,①因为社区集中地反映了灾害对特定区域内个人、家庭、邻里、群体、组织所造成影响的多重性和交互性。也恰恰是社区在灾后重建中所凸显的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综合服务需要,迫切地呼唤“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社区作为连接微观个人、家庭与宏观社会的地域性空间,其本身也使得社会工作者集中处理不同层面的灾害影响、服务不同类型的受灾群体成为可能。整合方法的运用,不仅促进社区内个人、群体、社会之间关系的融洽,也使居民更加关注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其重要特征是统一个案服务与社区实践,在服务过程中既强调个体问题的解决及其成长,又强调社区问题的解决与社区环境的改善。从国际经验来看,“社区为本”已经成为灾害社会工作的普遍方案。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区系统对于灾后恢复重建的助力作用不容小觑。

从灾后社区发展的现实来看,上海社工服务队所服务的H安置区作为一个过渡型安置社区,虽然具备了社区的一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它却是灾后重建初级阶段的一个聚居区或临时居住区,缺乏作为一个社区所必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此,上海社工服务队将整合服务的开展定位于社区,确定了以“社区为本”为起点的整合服务方案。通过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探索,在综合回应安置区内多元需求的同时,推进安置区从临时聚居区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转型。

“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是上海社工服务队三批队员的共识,由此出发,确立了“基于社区发展理念的整合社会工作服务”目标。具体来说,根据灾后安置区发展的阶段及其需求迫切性的程度,上海社工服务队的三批队员分别围绕不同的切人点开展“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第一批社工服务队主要以“社区介人”为核心理念,推进了以需求评估为依托的灾后创伤综合介入;第二批社工服务队主要以“社区再组织”为核心理念,重点推进了以社区精英和社区组织联盟为支撑的多系统社区增能服务。在社区介人、社区增能的基础上,第三批社工服务队聚焦于“社区重建”的系统性,通过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进一步探索,推进以新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与社区自治体系的形成为服务目标的社区重建进程。

   (三)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内容

尽管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强调综合和系统的实务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工作服务是万能的。由于灾害的社会性后果集中表现在灾害对各种关系的创伤性影响上,灾害社会工作的核心便自然落在了个体自我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上。因此,上海社工服务队在将“社区为本”作为整合服务方案起点的同时,进一步以“社区关系重建”作为整合服务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集中推进了灾后安置社区四类关系的修复与重建:

1.重建个人与内部现实的关系,致力于在微观层面上整体促进个人内在秩序的恢复。上海社工服务队凭借专业关系的建立为遭遇地震创伤的个人提供持续的哀伤辅导、情绪抚慰等服务,并通过个案管理统合协助活动,增进案主的社会功能,实现个体与自我的内在平衡。比如,上海社工队所服务的一位经历地震创伤的妇女W,将儿子在地震中的死亡过度归因于自身,三个多月始终深陷于无法自拔的悲痛。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这位妇女本身社会交往能力较差、家庭支持系统也不健全,而其早年在原生家庭中的生活经历也对其理解后来的丧子事实造成重要影响。类似这样的个案服务,需要围绕服务对象的多重问题以及不同时间段的需求,综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心理一社会理论、认知行为治疗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等多种理论资源,形成整合服务方案。同时,强调以“生理一心理一社会”整合理念看待个体,并且通过强化跨团队
的服务合作和个案跟进来为个体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社工进入灾区后,首先通过100%的人户走访排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人群,基于社工的初步甄别和对方的同意,将其转介至中科院心理学所进行进一步的鉴别诊断和专业治疗。

2.重建个人与外部现实的关系,致力于在微观层面通过外部系统的积极干预来为个人问题的解决营造积极的外部环境。在个人问题的解决上,.社会工作者更多地以生态系统视角整体理解个人问题形成的多重原因,并通过外部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和多系统的共同干预为个人建立支持性的家庭系统和人际交往系统。在此方面,上海社工服务队推进了一系列服务:以小组活动和社区工作坊的形式,建立和巩固村民之间的心理支持和互助网络;整理地震中充满正能量的生命故事(如失去多位亲人仍坚守岗位的“最美村官”唐正云、失去多位亲人仍坚强乐观的69岁老人谢维礼等),并通过H安置区《快讯》、小喇叭等平台加以宣传,为安置区内遭受心理与精神创伤的个体带去精神力量;通过家庭矛盾的调解、家庭支持网络的建设、对家庭成员沟通与互动的训练,为遭遇心理与情绪创伤的个体链接外部性资源;通过“龙头山好邻居”、“社区先锋队”等增能项目以及选举村社爱心人物、为身边的好人好事“点赞”等活动提升灾区居民的自我效能感,改善安置区人际互动质量。

3.重建群体与内部现实的关系,致力于在宏观层面整体推进社区及其内部群体、组织的秩序重建。灾害对社区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原有社区组织体系的破坏乃至社区的失序,而灾后社区重建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促发社区内部的自组织能力并且推进灾后社区的再组织进程。为此,上海社工服务队以提供整合服务为导向,特别注重对社区参与意识的培养、社区党组织的重建以及社区内各类组织的建设与资源整合。在社区参与意识的培养上,上海社工推动组建了“一社一领袖一团队”的组织架构,帮助安置区各个村社消除村落隔阂,培养安置区居民参与和服务新社区的意识并建立行动机制。在正式组织的建设上,社会工作者更多地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角色,推动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健全和服务效能的提升。为了推进社区内.自治组织的建立和自我服务的开展,社会工作者更多地以资源链接者和协调者角色推进“助老关爱大使”服务项目,在社区内组建了一支由9个村社热心妇女组成的“助老关爱大使”妇女志愿者队伍,定期为老年人群提供上门关爱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多项目的同时推进使得社会工作者往往需要承担知识教授者、协调者、组织者、动员者、资源链接者等多重角色来为社区服务,其在处理社区问题时往往也需要整合多种方法。

4.重建群体与外部现实的关系,致力于在宏观层面营造有利于社区灾后重建的外部环境、调适社区成员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灾后社区重建不仅要处理好社区内部的各类关系,亦要协助社区建立与外部环境的良性关系,因为当地社的发展总是嵌人更大的结构性环境中,也依赖于社区外部资源的输入。为此,上海社工服务队通过结合社会工作服务较为注重对外部环境进行反思的特征,在协助社区内部秩序恢复重建的同时积极引人外部资源,协调社区内外部关系并倡导不利于社区发展的外部制度变革,具体包括:社区外部资源倡导、灾害救助政策倡导以及推进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等。在外部资源的倡导方面,上海社工积极通过外部资源的链接推动服务的可持续性。例如,倡导鲁甸县妇联、组织部等单位为安置区妇女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资金、人力和就业支持;通过与广东社工服务队合作,在淘宝网上开通了“鲁甸公益部落”商店,使之成为灾区居民销售手工艺品、农产品的市场化平台。在政策倡导上,上海社工还通过搭建安置区“民意箱”和“公示栏”等宣传平台,为灾区老百姓意见反映与问题解决提供制度化途径。为了改变妇女在不平等性别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并促进妇女的社会参与,上海社工服务队推动组建了“太阳花”妇女之家,搭建妇女互动平台和自救互助服务体系,为安置区妇女提供兴趣交流、情感支持、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等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不同类型的关系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协同、彼此嵌人的。上海社工服务队在服务过程中强调所有的服务资源和信息都是相互流动和共享的,人员也是相互合作的。比如,上海社工队服务的一位中年妇女,其早年失去了丈夫,独自一人抚养仍在读书的儿子。地震不仅造成了她身体的严重损伤,还摧毁了她赖以获得经济来源的花椒树,家中10余万积蓄全部被废墟掩埋,以至于她对未来生活无望,时常夜不能寐。对于这样一个具体个案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通过服务资源的整合以及其他类型关系的协助。除了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之外,还要借助该妇女的家庭以及邻居的支持系统,帮助其调适情绪。我们一方面通过挖掘该妇女的优势(编织技能),将其吸纳进妇女工作小组并作为骨干培养,帮助其重获生活的信心;另一方面,还帮助其链接康复资源、联系助学贷款、寻找被掩埋的财物,从而最大程度地回应案主需求,使其尽快走出地震阴影。可以说,以“社区为本”为起点,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灾害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是由主体、对象、目标、伦理、知识和方法组成的体系,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整体组合方式。①在以多元进路推进社区关系的修复与重建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整合多种理论范式、联合多元主体、采用多种方法、打破专业分界,从而综合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区问题。

 三、灾害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经验总结及效果评估

有学者曾将社会工作的整合服务概念化为“能力为本、整体视角下的案主系统、对多元性的敏感以及同时面向‘科学’和‘艺术’的多层次的社会工作实践”,这一表述与上海社工服务队在鲁甸地震灾后的整合服务非常相似,共同表达了灾害社会工作旨在通过立场、目标、路径以及向度等方面的重塑来实现服务效果的最大化。在迈向整合的目标导向下,上海社工服务队在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点,并逐步形成了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具体来说,可以从理论范式、实务取向、方法技术以及服务基础四个方面进行经验总结。

第一,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在现实需求的导向下,基于不同理论范式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不同侧重点来推进现实服务的整合。在具体实践中,为了形成效果更好的干预模式,上海社工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多种理论范式的整合。灾害情境往往意味着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秩序,灾害不仅给服务对象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可能催化灾前的冲突发展,使得不同阶段的不同冲突集中地爆发出来,因此特别需要调动多种理论资源形成弹性化服务模式。尤其是考虑到灾后重建阶段安置区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特点,第三批上海社工服务队在进驻H安置区后深度走访了灾区每一户居民并逐一排查需要重点服务人群、应激障碍的可能人群以及“隐 蔽”人群,掌握需求变化情况,调整服务策略,从而使灾害社工服务能够及时回应灾区不同阶段的需求。

第二,通过服务内容和服务主体的整合,形成系统化的服务目标。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主张社会工作应当综合回应个人与社会各层面的问题,打破传统的单一性和专业化分割,而在社会工作实务上采取一种全象限、全层次(“all-quadrant,all-level”;AQAL)的干预策略。上海社工确立了“整合服务”目标之后,通过重返社会工作的知识脉络和理论传统,在灾害社会工作已有的多重理论和服务取向中重新厘清一个整合框架。同时推进面向个人、家庭、组织、社区、社会倡导不同面向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了避免因社工队伍流动而造成的服务单一性和专业化分割,此次上海社工服务队采取了“高校社工研究人员+—线社工实务工作者”的团队组建方案,在保持社工队伍相对稳定的同时实现了专业能力的有效整合。在具体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在有限的服务时间内需要承担多样化的角色,而没有所谓直接一间接、临床一行政等服务取向的分割。本次服务始终注重通过多重服务主体间的资源链接和服务合作来增加服务的系统性。比如,上海社工服务队建立的“外来组织联盟”,试图整合安置区内分散的服务资源,以形成灾后服务的组织合力。

第三,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克服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方法的分立,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整合的方法使个人、小组、社区共同工作,以回应案主所面对的复杂问题。一方面结合个案工作方法,优先针对安置区中弱势居民提供个案辅导和帮助,以增进其福祉,提升其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结合小组工作方法,通过团体的组建、发展与社会参与,积极推进安置区向社区共同体的转变(如组建妇女互助小组、社区骨干小组、党员服务小组等)。社会工作者需要在通才取向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培养多元化的干预技术,对灾后重建中不同利益主体、不同阶段的利益诉求和资源状况,灵活地使用技术组合来回应不同层面和取向的灾后重建问题。

第四,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开展建立于社会工作的基本信念、伦理守则以及基本的处置流程等“一般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意味着在统一的社会工作一般基础之上展开多元知识传统之间的整合。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形成,除了需要理论范式的对话、实务取向的综合以及方法技术的并用之外,还需要厘清社会工作有效服务的核心与基础,从而使得灾害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具有相对稳定的基础。为此,上海社工借鉴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国际经验中的一系列构成要素,并使之成为上海社工服务队队员的基本工作守则。在进人灾区并制定总体服务方案后,上海社工服务队制定了《灾害社会工作实务要点手册》,就灾后服务种类与基本要求、服务记录、项目方案/大型活动计划、项目评估报告/大型活动评估报告、个案初评、个案过程、个案评估、个案转介等方面明确做出了内容和流程上的统一规范。可以说,在国际灾害社会工作不断通过自我反思来寻求更有效的灾害应对之策的背景下,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整合服务,也为中国本土灾害社会工作的发轫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启示。此次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服务效果,上海社工服务队为期三个多月的整合服务较好助推了安置区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建。受灾居民逐步走出了地震阴影,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比如在安置帐篷门前,村民们开始像地震前一样,聊天、做十字绣、洗晒衣服,甚至摆摊做起小生意。水泥硬化的广场也逐渐成为居民们晾晒农作物、集体活动、休闲娱乐的场地。具体服务成效可以从服务目标的实现程度、服务受益对象数量以及服务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来集中展现:

第一,从预期服务目标的实现程度来看,以中观层面上的“社区关系”作为整合服务的切人点,集中推进了灾后安置社区四类关系的修复、重建和整合,基本实现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整合目标。与以往较为松散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相比,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整合服务在服务形态上实现了由单向服务向综合服务的转变。具体来说,其服务成效主要体现在:

(1)在个人与内部现实的关系重建方面,通过一系列旨在调整个人与自我关系的活动和项目,特别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及其整合服务方式,使得社会工作服务能够以更大的效能回应个人所经历的灾害心理与精神创伤以及可能嵌入的复杂问题境遇,最大程度地解决问题、促进案主的自我成长。

(2)在个人与外部现实的关系重建方面,通过以社区工作方法统合个案、小组工作方法的尝试,一系列旨在构建个人支持性网络的服务,多渠道地促进了安置区居民之间从陌生到共融、从冷漠到互助,因地震破损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得到修复和再造,新的归属感、认同感开始形成。社会工作者通过工作坊等形式开展小组活动,为亲子、老年人、妇女、社区骨干之间搭建互动平台,提升家庭内部沟通与互助合作能力的同时,促进安置区居民由陌生到相识相知,提升了人际互动的质量。与此同时,通过让安置区居民自己选材、自己录音(每周两次),“灰街子小喇叭”成为居民间传递正能量、才艺展示、政策解读的宣传平台,重新凝聚了安置区的文化和价值共识。

(3)在群体与内部现实的关系重建方面,通过一系列旨在进行社会内部组织增能与群体赋权的服务,激发了社区内部各类群体主动参与灾后重建、服务他人的积极性和能力,让社区内部的资源和优势真正能够为社区自身服务。比如在上海社工的赋权与动员下,社区培育了一支集生计发展、娱乐消遣、支持互助功能为一体的妇女团体,一批本地的妇女骨干脱颖而出,她们将成为未来社区重建中的重要人力资源。

(4)在群体与外部现实的关系重建方面,通过将社会工作倡导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促进与以往临床取向的实务进行整合,灾后重建中的社会正问题开始进人人们的视野。上海社工队与广东社工队合作帮助安置区开办的“鲁甸公益部落”淘宝店上线仅15天,店铺共售出鞋子36双、核桃10袋、花椒4单。同时,通过压缩快递成本,寻求网店设计师做参谋,对接阿里巴巴的公益资源等手段逐步探索出了灾区生计重建项目的更优道路。

第二,从服务受益对象的数量来看,社会工作整合服务通过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提供一般化和个性化服务,拥有了一批数量较为可观的服务受益对象。一方面,社区先锋队的组建、“灰街子小喇叭”、《灰街子快讯》等宣传平台所服务的对象皆可以辐射9个社的全体居民,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了其他安置区,一些隶属于其他社工服务队的安置区居民还主动找到上海社工服务队寻求帮助、参加活动或咨询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在个性化的重点人群服务上,服务受益对象数量也比较多。比如上海社工服务队到项目结束时先后为78个急需解困的重点人群直接开展了个案和小组服务,帮助他们逐步走出了丧亲带来的巨大悲痛,较大舒缓了他们的心理障碍。

第三,从服务可持续性上来看,上海社工服务队通过对跟队学习的本地公益织织人员进行专业训练和技术指导,在开展服务之初就有意识地把他们纳入到服务队伍中,手把手地进行现场社工知识传授和专业训练,在共同推进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整合服务内容的同时,上海社工还与其一同明确整合服务的“共同因素”与一般服务流程,从而逐步培育出一支云南本土社会工作队伍。上海社工服务队撤离之前,还与本地社工组织“昭通市安然公益事业联合会”进行了物资和项目上全面对接,以确保服务的延续性。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次灾害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由于服务时间的局限性以及实践的探索性,其整合服务的运用和实际成效还缺乏相应的操作手册和评估标准。由于在实务操作过程中,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完成一种整合服务本身并无统一标准,这不仅给实务工作者带来了操作上的难题,还会带来随意整合理论的风险。

 四、总结与反思: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理论建构

灾害开启了一个从个人、群体、组织、社区乃至更大社会层面的问题域,也开启了一个内部世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陷于失衡的危机域。因此,使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或实务模式都无法有效应对灾害的多面影响和复杂的现实问题。灾害场景对服务整合性的客观要求,迫使我们寻找变革传统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理论可能和实践路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它致力于在纷繁冗杂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多元取向的实务模式中厘清内在的逻辑关联、探寻多元知识传统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并主张以整合的服务形态更有效地推送社会工作服务。

本文基于上海社工服务队在云南鲁甸地震灾区从事灾后社会工作服务的本土实践,阐释了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是如何得以展开的。然而,值得进一步反思和商榷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立足于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对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提炼,甚至建构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分类图式与理论模式,进而提升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适用性。

基于上海社工服务所实践的以“社区关系重建”为核心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我们尝试建构一个由“微观一宏观”、“内部一外部”两大维度构成的社会工作整合服务的分类图式(见图1)。一方面,社会工作介人灾后社会重建,本质上是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建构式社会工作。①从服务对象上来看,社会工作整合服务内在地包含从个人、家庭、群体、社区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的案主系统,因此可以将“微观一宏观”作为其中一个维度。另一方面,从服务内容上看,社会工作整合服务要求综合运用多种干预手法来解决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多重问题,因而可以将“内部一外部”作为另一个维度。这样,“微观一宏观”与“内部一外部”两大维度便构成社会工作整合服务模式的四大象限:

1.“反思一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关注个人与内部现实的关系,主要聚焦于受到灾害影响的危机个体以及面临边缘化的弱势个体。在实务目标上具有典型的治疗性,旨在通过反思潜意识、过去经验、环境对当下个体心理、精神、行为的影响,与服务对象一同正面了解个人内部的心理与精神现状,基于案主自决的原则协助服务对象建立自我平衡的内在世界。在理论上,主要以社会工作中大量来源于心理学、精神医学的个人治疗理论和模式为支撑,需要在督导和持续的服务评估中综合调动和组合认知行为模式、心理动力、存在一人本主义治疗、危机干预等理论资源,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提供弹性化的服务方案。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反思一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为灾区提供过渡期陪伴、哀伤辅导、情绪抚慰、创伤修复、个案管理以及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初步介入与专业转介。

2.“补缺一支持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关注个人与外部现实的关系。从个体所在的微观系统人手,比如家庭系统、同辈系统、邻里系统,通过补缺外部支持性资源以及个人与系统之间支持性关系的缺乏,积极干预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为个人问题的解决营造支持性的家庭和人际协助系统。“补缺一支持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以社会工作理论中系统理论和生态视角为支撑,致力于通过补缺的手段为服务对象营造更具支持性的外部环境。在灾害社会工作服务中,“补缺一支持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面向受到严重灾害创伤的危机个体以及灾后重建中资源缺乏的弱势者。与“反思一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向内的干预取向不同,“补缺一支持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以服务对象与微观环境的关系重建为核心,重点推进个人社会资本的链接、人际互动的改善、家庭支持网络的重构以及邻里互助网络的活化,在具体技术上,资源链接、家庭治疗、沟通训练等都是常用的方法,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需要对服务对象的多重系统资源与关系现状有准确的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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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员一赋权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关注群体与内部现实的关系。与微观层面上聚焦于个人、家庭、人际的服务取向不同,社区社会资本对于灾后恢复与重建的整体作用更为突出。“动员一赋权性的社会工作服务”聚焦于社区内部的再组织化以及社区抗逆力的增进,围绕社区内各类组织的重建与增能、社区内部秩序的恢复以及针对社区重建的评估、计划、动员等一系列行动而展开,使得社区能够凭借其内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以群体和组织为载体解决自身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社工通过与社区内部的正式组织、非正式的社区群体以及当地精英一起工作,将弱势群体与内部资源连接起来促进社区能力建设,使得社区本身成为防灾、减灾、救灾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支持的共同体。在理论上,区别于传统社会工作的缺陷视角和治疗导向,“动员一赋权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以社会工作中人本主义的理论传统为支撑,表达对人类尊严、主体性和价值的遵从,强调能动的“身体”、无所不在的“优势”、等待激发的“潜能”以及助人自助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常作为背后的同行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出现。

4.“解构一倡导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关注群体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在重建社区内部关系的同时,通过宏观层面上外部资源的输人以及制度变更的促动,营造有利于社区灾后重建的外部环境并促进社区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特别强调通过“变革”的实践路径,以倡导、呼吁、社会参与等行动促进灾后重建中的社会公平。在理论上,宏观层面上“解构一倡导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以社会工作中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为支撑,强调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中批判性的认识能力和倡导性的行动能力:一方面主张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要对现有权力秩序进行充分的反思,另一方面要以积极的行动取向向外倡导资源,提高服务对象的社会参与力,并推动其被社会广泛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