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周

摘 要: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重新看待社会工作助人过程的批判性视角,它主张将个人问题放在历史和结构的框架下进行理解,以便更有效地实施助人服务。当前,过于追求“科学的使命”,使得中国社会if-作普遍缺乏想象力,并制约着社会工作的转型。为此。应从整合发展观念、促进制度变革、开展能力建设等方面培养社会工作想象力,推动社会工作转型。

关键词:社会工作想象力,社会转型,能力建设

2l世纪后,中国进人“大转型时代”,有关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讨论再度兴起。由于社会工作是一门具有“强价值介入”特征的专业,我们认为,当前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是要培养一种能洞穿时代特殊性的“专业眼光”。以有效应对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受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思想的启发,我们将这种“专业眼光”称之为“社会工作的想象力”。

一、社会工作想象力的涵义

20世纪50年代,针对西方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困扰,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一种“心智品质”,以帮助人们认清困扰的根源。重拾生活的信心。米尔斯将这种心智品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米尔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看待社会问题的“视角转换”的能力,其本质是将个人问题放在整体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在私人困扰与公众议题、个人问题与社会结构之间进行顺利的切换,以使人们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米尔斯认为,要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研究者应该将个人放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致力于探究造成人们焦虑和冷漠的结构要素,以及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为正确的表述问题和找出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零星散布的个人处境和品行”。基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充斥于社会科学界的各种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及实用主义等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受制于这些研究范式,很多学者对关乎公民切身利益的公共议题置之不理。对人类的多样性视而不见,对理性和自由等无比珍贵的价值漠不关心。所以,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应该具有像牛顿物理学或生物学达尔文主义那样同等地位的“学术共同尺度”,它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该具备的心智品质。

至今。英国著名学者鲍曼用“社会学思维”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想象力的视域,认为,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将人的行动视作更广泛的一些型构(figurations)的要素,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探究“对于人类行动者,对于我们要结成的关系,以及我们所从属的那些社会,这种依赖状况会产生什么后果”。鲍曼将研究者的这种追求,称之为“社会学思维”,这种思维要求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关系的各种类型,我们所居处的社会的各种类型,与我们如何看待彼此和自身,我们拥有怎样的知识、行动及其后果,有着怎样的关联。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则倡导“公共社会学”,坚持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力量,“若没有政治,科学就是盲目的,若没有干预,批判就是空洞的”,社会学家必须在社会归于完全消逝之前直接参与社会,与研究对象展开有效“对话”,在社会情景内进行积极干预和分析,通过展示各种社会力量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地方性的过程。这样才能有效遏制“第三波市场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显然,承续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旨趣,社会学思维及公共社会学都极力反对置身事外的学术研究,而是主张将人的问题放在历史和结构中进行分析和理解,对困扰人们生活的种种限制进行积极干预。这种思维对于以人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社会工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

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面对人”和“为了人”的专业,其基本理念是“助人自助”。发挥社会工作想象力有助于强化人们对案主特殊性的认识,“若是把人看做是一个孤立的生物体,看做反射作用的集合体,看做‘很容易理解的领域’或自在自为的系统,就不可能完整的理解‘人’。因为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如果缺乏这种对人作为“关系的存在”的认识,社会工作其实很难在助人服务中达成助人自助的目标。其次,社会工作的助人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的实践和政治的实践,如果在助人过程中缺乏历史视角和社会结构分析,现实的问题很容易被遮蔽而无法察觉,对于案主的个人状况也只会简单地进行个人归因,所采用的方法自然倾向于临床式的个案治疗,采用一对一的服务方式,结果使助人服务“要么将三大方法奉为法宝,要么只注重工作者能够像医生那样对‘案主’的问题药到病除,很少思考‘案主’为什么会生‘病’,是什么社会原因造成他/她的个人困扰”。最后,就社会工作的助人特征而言,专业价值观远较专业知识、理论及技巧重要,然而,由于社会工作长期存在的技术化倾向,专业价值在实务中很容易被忽视,方法却被刻意地强调。正如一位社工实习督导所言:“社会工作是面对生命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触动、没有进入生命的交流、没有情感的投入。我们又如何感悟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呢?又如何体验到我们所谈的理论的真实呢?”毫无疑问,在实务中忽视专业价值观,社工与案主只可能维持一种浅层的专业关系,助人的效果也只会是表面的,这种缺陷正需要通过培养社会工作想象力来纠正和弥补。

总之,社会工作想象力是一种重新理解社工助人过程的理论视角,一种批判性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学术思维;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引入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并视之为“学术共同尺度”,就是“社会工作想象力”。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需要具备社会工作想象力,是由社会工作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本质所决定的。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发挥社会工作想象力有助于我们不简单地将案主的问题进行个人归因,而是将其放在历史脉络和社会结构之中进行综合考察,并通过“强价值介入”,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

二、专业使命与社会工作想象力

当然,我们在此讨论“社会工作想象力”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意识到它与社会工作专业使命之间的巨大关联,而这种关联又与社会工作的转型休戚相关。作为一门助人专业,专业使命在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是“专业的灵魂”。一般而言,社会工作有两种专业使命:其一是重视临床治疗及个案服务、追求服务效果的“科学的使命”,其二是主张社会改革、消除结构限制的“变革的使命”。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变革的使命”蕴含了更多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因素,遗憾的是,由于在成长历程中对这一专业使命有意无意地违背或忽视,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普遍缺乏社会工作想象力,这反过来又限制了社会工作的转型。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后果日益凸显,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虽然英国自16世纪就开始由政府出面对穷人施与救济,然而,这些济贫措施自亚当•斯密之后,就一直遭到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自由市场理念,认为市场的自由运作会使社会财富不断递增;即使客观上市场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等,但市场化带来的“涓滴效应”最终会惠及那些被市场所淘汰的人群。因而,对穷人提供救助不仅会培养他们不劳而获的懒汉思想,而且还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拖垮国内经济。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种市场哲学直接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例如,1834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采取了对穷人更加严苛的救济措施,以维护自由市场法则的有效推行。但这些社会政策并没有像自由主义声称的那样,推动了社会进步,它们不仅在缓解贫困方面收效甚微,还使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陷入恶性循环之时,社会工作应运而生。19世纪后期,一批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注意到社会底层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这些社会工作先驱们将消除社会不公、推动社会改革作为使命。著名社会工作者爱德华•丹尼生在1866担任贫穷救济协会的慈善工作员时,就积极倡导慈善组织的目标是“让上流阶层的人们‘实际接触’他们同胞们的不幸,如此,他们才能了解并体认到自身参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他还旗帜鲜明地指出,非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是导致劳工贫困的主要根源,而解决贫困问题的重心在于社会改革,这与当时自由派经济学家将贫困归结于穷人道德低下、缺乏文化等观点针锋相对。另一位社会工作先驱阿诺尔德•汤因比也深刻认识到,贫穷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问题,并积极投身到劳工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中。早期社会工作者通过跟贫困居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加深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不是将贫困做简单的个人归因,而是将之放入整体的制度环境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底层问题的揭示,引起政府及主流社会的关注,推动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他们的努力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工作事业充满社会改革的热情,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就是“社区睦邻组织运动”,其目的是,“让社会上一部分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共同生活,贫富打成一片,使人性与道德精神之价值得以存续,实现政治上之平等与民主,并使平民获得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生活的机会。”此外,为纪念英年早逝的汤因比而成立的“汤因比馆”,其主要任务是唤起社会大众的觉醒,推动社会改革,为社会立法辩护。“汤因比馆”的精神在社会工作界广为传播,美国现代社会工作者的开创者珍•亚当斯于1887年访问“汤因比馆”之后,受其鼓舞,回国后建立“赫尔馆”,对推动美国社会民主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席卷下,主流社会工作开始偏离最初的专业使命,极其重视临床治疗,将提供“一对一服务”的个案工作视为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关键。1917年美国社会工作学者玛丽•里奇蒙德出版《个案诊断》一书,直接借用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方法,将社会工作者和案主的关系视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先是运用各种办法收集资料,达到对问题的全面了解,然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在《个案诊断》的影响下,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开始从早期慈善机构的志愿者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员;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案主的个别化、自决等原则得到了强调,专业化与科学化代替了早期的道德说教,社会工作开始成为一门具有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学科。此后,社会工作对“科学的使命”的追求日益强烈,在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临床社会工作凭借机构照顾的模式在福利国家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出现危机,西方国家掀起一股福利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浪潮,对主流社会工作片面追求助人服务效果的模式推波助澜,案主的问题继续被个人化,结构因素继续被遮蔽。此后,世界性的经济下滑及贫困恶化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社会工作热衷于临床治疗服务、忽视最初专业使命的问题再次被揭示出来,人们反省并指责社会工作在应对社会不公、消除两极分化方面乏善可陈,已经违背了最初的专业使命。例如,1994年美国3土会-r作学者斯佩克特和康特尼出版《背叛的天使:社会工作如何抛弃了自己的使命》一书,通过检视美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历程,作者尖锐指出,由于过分依靠个人主义的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个专业逐步背离贫困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于中产阶级,热衷成为私人市场可收费的心理治疗活动,从而丢掉了其为下层社会提供帮助和服务的最初使命。迈人2l世纪,社会工作两种使命之间争论并未平息,相反,在福利多元主义的影响下,许多调和性方案相继出台,社会工作开始走上一条整合性的道路。

社会工作发展历程说明,在专业成长之初,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主张社会变革的原初专业使命使社会工作充满了“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而后,专业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对原初专业使命的背叛,社会工作想象力付之阙如。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迫使人们重拾社会工作“变革的使命”,重构社会工作的专业精神。然而,在福利多元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工作专业使命进一步被遮蔽,有关专业使命的讨论充满折中调和的意味,这进一步限制了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培育,并阻碍了社会工作的转型。这一点对我们讨论中国社会工作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嵌入性发展”对社会工作想象力的限制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工作是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得以恢复重建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从“总体性社会”迈向“后总体性社会”,市场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机制和手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里发挥重要作用,“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伦理经济”成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逐渐从一个普遍贫困但较为公平的社会转变为逐渐富裕但高度不均的社会,人们享有更多自由和选择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大的风险。社会的这种变化使社会工作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受到政府的重视,“科学的使命”得到人们强调。

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21世纪初,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实行经济增长与民生建设并重的发展战略,催生了“社会双向运动”,这为社会工作带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为了配合和谐社会建设,政府有意通过发展社会工作来应对社会问题,发展社会工作被当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手段。2006年,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提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社会工作制度化建设如火如荼。无疑,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履行“科学的使命”成为社会工作发展中最为强大的声音,并以职业化的名义着重强调。

近年来,与“科学的使命”高度相关的一种理论论述,是“嵌入性发展”模式。主要倡导者王思斌教授借用经济学家波兰尼的“嵌入”概念来论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将“嵌人性发展”解释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并获得发展的过程。从论文的具体论证我们可以得知,嵌入性发展社会工作在国家仍然占据主要的社会资源、行政辐射力异常强大、社会力量发展空间有限的后总体性社会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策略性反应,体现了“强大的国家和社会工作所反映的社会的关系”。最近,王思斌等再次撰文重申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现行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指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并非是简单的对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的从属或取代,而是体现为二者的互构作用,并从嵌入的主体、嵌入的过程、机制、类型及结果几方面对“嵌入性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是,正如波兰尼的“嵌入”概念被批评为涵义不够清晰、无法进行实证检验一样,我们发现这些分析主要表明的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脉络下,“嵌人性发展”完全可能遵循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实践逻辑。朱健刚等对一个社工机构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了长达1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这一嵌入过程并不如嵌人性发展理论所揭示的那么积极,相反,却存在着社会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社工建制化的困境,这使得这种嵌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治嵌入”,专业社会工作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消失。根本原因在于,在社会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对稀缺资源展开争夺,基层社区变成各种权力竞相角逐的“利益场”。一旦进入这一场域,专业社会工作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必定会成为其中一个利益诉求者。这一现实的利益诉求行动,使视专业伦理和专业使命为生命的社会工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履行自身的专业使命,维护专业形象和专业地位;另一面要“扩大地盘”,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由于支撑“嵌人性发展”的深层因素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整体社会体制未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谋求生存空间的冲动必然会紧紧压住维护专业使命的努力,“变革的使命”屈从于“科学的使命”。

所以,长期坚持这种“谋求生存空间”的发展策略,社会工作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精力,成为“一门获得政府购买的生意”,专业价值及专业使命会被降格在比较次要的地位。正如学者们意识到的,在嵌人性发展中,专业社会工作存在努力争取被体制接纳而失却了主体性的危险,卷入基层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之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会进一步走向异化,导致“资本的工具主义逻辑取代专业的人本主义逻辑”。尽管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既要避免为了合法性而单纯地讲嵌入问题,也要避免为了社会理想而作极端的批判性定位,然而,我们更认同这样的观点:专业社会工作要有相应的批判意识,虽然从现实上看,社会工作可以策略性地与(地方)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这既是中国社会工作具备想象力的前提,也是社会工作实现顺利转型的条件。

事实上,“科学的使命”对中国社会工作想象力造成的限制,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具体的专业机构所采取的这种“现实性策略”之中,更深层的体现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对“发展主义”的迷恋。这种状况在社工职业化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自政府推行职业化道路以来,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普遍呈现的是一种注重结果轻视过程、注重管理轻视服务的急功近利的态势。近年来,社工教育界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就是极好的注脚。如有些学者批评的,当民政部出台社会工作职业考试的时候,社工培训变成了各高校谋财的机会;当国家教育部批准33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时,许多院校其实没有足够的师资,甚至没有社会工作的专业。这样一种状态使专业价值和专业使命被置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利用专业进行牟利的动机却异常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忽视专业精神、热衷于追求“科学的使命”所造成的。这使得我们更加确信,基于社会工作想象力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方向的重要性:只有重申原初专业使命,积极推动制度变革,中国社会工作才可能实现顺利转型。

四、新时期社会工作转型的方向

嵌入性发展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发展策略,但在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还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存在使社会工作走向异化的危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工作如一味地强调嵌入,势必会成为现行社会制度的功能性护手,而不是制度转变的推手,这不仅会背离中国整体的社会改革目标,还会从根本上销蚀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培育空间。我们认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工作应具有变革的勇气和批判性思维,积极充当社会改革的“推手”,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工作的顺利转型。基于社会工作的想象力,中国社会工作转型应该朝三个方向努力:

其一,摈弃“发展主义”,坚持整合性发展观。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目标的“发展主义”思维。可以说,发展主义已经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众所周知,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涓滴效应”在中国相当盛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上,中国社会发展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社会公平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甚至出现严重的“扭曲发展”问题。所以,社会工作转型首先必须通过重新定位发展”来纠正发展主义带来的这一极端后果。在这方面,西方部分学者的研究富有启发。近年,美国社会工作学者詹姆斯•米奇里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对“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定义,提出“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忽视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是没有动力的,而忽视社会进步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他还大力倡导基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发展社会工作”,通过积极干预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问题。印度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则从伦理学的高度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这种发展观在坚持“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的前提下,将发展视为扩展人们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即经济增长只是实现“人的实质自由”的手段,人的自由实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发展主义重视物质增长而轻视社会进步的缺陷。这些新型发展观为社会工作的转型提供了开阔的理论视野,在“扭曲发展”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相统一的整合性发展观,将人的自由的实现作为发展的基本目标,从根本上走出发展主义思维的限制。

其二,进行积极干预,推动制度变革。人的实质自由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还依赖于其他的决定因素,包括社会和经济的安排,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等,它们构成发展的功能性保障。在这些功能性保障因素中,制度保障的作用最为关键,因此,转型社会工作在协助政府推进社会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的同时,还要努力坚持变革的使命,积极推动政府的制度变革。社会工作发展历程表明,忽视制度变革使社会工作的助人过程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因为,人们据此认为社会工作的任务不是去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而只是应付最棘手和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提供的也主要是一种“补缺型”的服务。由于发挥的是“补缺型”的功能,社会工作面对“扭曲发展”并没有提供太多有效的应对方法。要彻底解决“扭曲发展”问题,社会工作要积极参与到制度变革中去,成为制度变革的“推手”。近年来,美国学者米奇里提出社会发展的“制度性视角”,就试图努力整合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的补救性、预防性和发展性功能,在各个层面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实现人们的社会福利。其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制度保障,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社会工作转型的第二个方向是成为制度变革的推手,以“呼吁者”及“实践者”的身份推动制度变革。

其三,通过能力建设,提升人的主体性。我们坚持制度性保障在给予人们自由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这种制度性保障说到底只是一种外部性的条件,它还必须通过个人主动性的发挥才能得到落实,正如阿玛提亚•森所说:“提供这些机会的制度性安排,取决于人们对其自由的实施,即人们是否运用其自由来参与社会选择、参与促进这些机会发展的公共决策。”因而,“以自由看待发展”,坚持“发展的实现全面的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这一重要原则,并且认识到这种“自由主体地位”是由人们所拥有的实质自由决定的,而这种实质自由的获得又依赖于一系列“可行能力”,包括免受阔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这实际上是将拥有基本的可行能力视为实质自由的前提,将人的主体性现实化和具体化。这种思想要求社会工作的助人过程要体现人的价值,通过可行能力建设,从实质上提高人的“自由的主体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培养社会工作想象力的第三个方向是在助人过程中进行能力建设,增进人们的实质自由,因为只有可行能力的提升,人们的实质自由才会受到保障,人的主体性才能真正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