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谭义斌; 王艳; 黄萍; 谭香萍; 刘润发;

【摘要】:社区矫正需要较好的改造环境和矫正条件,需要得到社区居民的理解、支持和认同,使犯罪分子真正回归社会。可以说,社区融合是社区矫正的基础。随着我国刑罚人本理念和行刑社会化思路的发展,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社区矫正的立法不足和实施中的制度缺位将愈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特别是这一刑罚执行方式与社区居民对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和对犯罪分子以强制严管的期待之间的矛盾,若无法调和,将可能动摇社区矫正的根基,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和未来发展。在此,笔者立足实践,对社区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解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社区居民社区

一、社区矫正的融合困境

社区矫正的实施关键在于社区融合。若矫正对象无法真真切切地与社区、社会融合,那么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将很有可能流于形式。在融合问题上,社区矫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以下困境

1.社区矫正工作难以深入。组织健全、管理科学、功能齐全的社区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满足对社区矫正对象帮扶的必然要求。而在实践中,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的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除了负责社区矫正,也要承担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法治宣传等工作,还要承担乡(街道)人民政府委托办理的社会事务。根据现行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的规定,矫正工作者一人要面对多个非监禁服刑人员,要完成各类台账、各类档案的管理,还要与各个资源系统建立联系,要承担日常教育管理等工作。社区矫正对象数量逐渐增加,由于社区矫正工作者承担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想要把矫正工作做细做深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司法行政队伍在社区矫正工作所应具备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知识掌握方面有很大不足,并且有的司法所连宣传所需要的经费都保障不了,相关配套设施也跟不上,更是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2.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同度不高。客观地说,把刑事犯罪人员放在社区中进行改造,会增加社区公众的不安全感,一些公众抱着对犯罪分子的憎恨和畏惧,还很难真正从心里接受和认同他们,甚至认为那些恶习难改的社区矫正人员有可能利用相对宽松的社区环境重新犯罪,不利于社区的安全。若社区居民不能真正放下戒备,诚心接纳社区矫正对象,那么社区融合也将会沦为空谈。

3.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不足。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不足体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1)客观上,就业渠道不畅。大多数社区矫正人员属于无业状态且文化水平低下,又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导致其很难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此使部分思想、文化、技能等素质较差的人员萌发生存危机感,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谋生,增大了其适应社会的难度。(2)主观上,心理失衡。有些善意的关注,如矫正工作人员上门随访等行为会给矫正对象造成压力。若矫正对象长期处于这种缺乏安全感、关怀感、尊重感的消极心理影响下,很难得到有效矫正,更不用说重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健康的一员。

二、社区矫正融合问题的成因

(一)体制性缺陷

1.过于笼统的法律规定影响社区融入。目前,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规定,内容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一些地方制定的以规定、细则、办法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文件,其适用也只具有地方性,没有上升到地方性法规的高度,导致实践中,由于没有统一完备的法律可依,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等没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陷入束手束脚的窘迫境地,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社区矫正相关职权的时候,也缺乏相应的强制和保障措施,这无疑大大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并进一步削弱了社区融合的效果。

2.执行力度不足影响社区融入。按照相关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其他机关予以配合。在监外行刑和改造的主要权力集中在公安机关的前提下,运用现行法律,很难使以居委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群体承担起社区矫正的重任,这会直接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法定执行主体的公安机关难树执法权威。司法实践中很难安排专门的警力来负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跟踪管理,更谈不上教育矫正,这使得对社区矫正人员管理流于形式,丧失了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权威。二是作为实际执行主体的司法行政机关难当重任。很多社区的监管和教育工作显得苍白无力,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权力,面对社区矫正人员抵制行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强制办法,只能靠劝说或思想教育。然而道德性的说教所能起到的作用又极其有限,使社区服刑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也是社区融合的困难症结所在。

3.人员、经费匮乏影响社区融入。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地方司法所的人员要处理安置帮教、人民调解和协助当地基层政府部门依法治理、提供法律服务和基层普法宣传、社区矫正等多项工作,人员紧缺的问题凸显。在经费问题上,实践中司法所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地方财政和上级司法单位,拨付,经费一般都不多。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除了包括专业执法人员外,还有社会团体、组织工作人员和一定数量的社区矫正志愿者参与其中。那些担负着矫正帮扶职责的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大多是无偿的,这不利于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吸引专业人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

4.改造方式、帮教措施不力影响社区融入。监管场所改造罪犯主要通过减刑、假释的方式提高其改造积极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未能有效对罪犯思想进行改造。同时,后续帮教工作未得到很好衔接,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缺乏过渡性安置和职业技能的培训和推介,而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限制很难在帮教上有所作为,无法有效地衔接前期的思想改造工作;而由于社会上的监管工作不到位,导致刑满释放人员骤然失去规制,很容易重回违法犯罪的道路。若刑罚的执行不能落到实处,社区居民看不到矫正对象改正的决心和态度,以及往改正道路上前行的努力,这将会使他们对社区矫正的信任度大打折扣,从而不利于对矫正对象的接纳。

(二)社区居民接纳障碍

社区矫正融合问题的另一大原因就是社区居民面对矫正对象的接纳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是由以下现实因素或者思维惯性造成的:

1.犯罪行为已对社区居民造成伤害。犯罪分子曾经的违法犯罪行为,让社区居民从心灵深处产生痛恨,一时难以抚平。人们会习惯地由犯罪人的表现推断这个人具有恶的本质,因此难以对他们产生宽恕与同情。

2.社区居民很难相信犯罪分子能改恶从善,回归社会。犯罪分子在案发前,社区居民和他周围人也可能对其进行过帮助和教育,也曾希望他改好,但是犯罪分子最终还是滑入犯罪的泥沼。这样便会导致社区居民对其失望,甚至是绝望,很难相信会改好,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是社区矫正对象面临的最大困境。信任危机不但是矫正对象的人际交往障碍,更重要的是,它使社区矫正对象信心缺失。在怀有改造愿望却又得不到社会认可的时候,不仅社区矫正的融合目标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社区矫正人员报复性再犯罪。

3.社区居民因憎恨而引发报应心理。民众将法律的惩罚视为一种平衡恢复机制,将对犯罪人的惩罚与其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相比较,如果刑罚没有达到“报应”效果,民众则会产生不满。故将犯罪分子放回社区改造,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民众看来是轻纵犯罪的表现,这种观念会进一步恶化他们对矫正对象的态度,对矫正对象的回归增加抵触情绪。

(三)社区矫正人员融入恐慌

1.“能力恐慌”影响社区融入。笔者发现很多矫正对象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能力恐慌”,这种恐慌是阻碍他们“再社会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首先,犯罪事实使社区矫正对象认为自身已经不适应社会,行为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悖;其次,服刑期间出现的知识更新不足、经济收入断绝、社会评价降低等问题,使他们对自身的社会生存本领产生极大的怀疑和恐慌。

2.“自我标签”影响社区融入。根据“标签理论”,社区矫正对象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罪犯”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过程,进而顺应社会的评价,把违规犯法当作其生活方式。虽然社区矫正相较于监禁刑而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但社区矫正对象难免会遇到戴着有色眼镜的人,这会成为造成其心理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三、社区矫正融合问题的应对措施

(一)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1.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立法,增强实际可操作性。通过立法规定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者由社区矫正机构和司法所的公务员担任。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执行宣告和解除宣告、监管事项审批、考核奖惩等执法事项必须由执法工作者办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和引导帮助主要依靠社会工作者的力量来完成,并且明确规定该项工作由政府公开招聘社会工作者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接受委托的社会组织派出的人员担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组织下,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加强各部门制度衔接,保障司法工作无缝对接。在各部门的职权和衔接上,笔者建议:第一,明确社区矫正执行权统归司法行政机关,保证行刑权力集中畅通。第二,通过开发网络信息平台,对公检法司各部门按部门和级别授权,细分各部门操作区域,实现对抓捕、起诉、判决、监督、监管、收押、追逃等工作进行网络和现实有序衔接。第三,通过与民政、劳动、工商等部门加强合作,建设专人负责或合署办公机制,编制好各类社区矫正人员的就业、创业、税费优惠等政策网络,促使社区矫正人员更好融入社会,以真实生动的成功案例影响和带动一批社区矫正人员认真改造,提高群众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度,为社区矫正人员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现实基础。

3.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促使社区矫正制度得到广泛认可。根据社区矫正制度的内在要求,社区居民社区司法中应处于基础性或主导性地位,②他们的态度对矫正对象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区矫正中,应在积极动员居民参与的基础上,及时且充分地授权给居民,增加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有了这个基础,社区居民能顺利参与对矫正对象的矫正过程之中,对矫正对象的信任度和接纳度也会顺利地提高。社区矫正制度完全可以建立社区居民自主管理社区矫正事务和提升社区矫正控制力的功能性平台。

4.建立专业执行人员队伍,健全经费保障制度。专业的学科背景能在矫正对象面前树立起权威,使他们或慑于法律规定而不敢违规,或能够心悦诚服地服从矫正工作,同时在遇到相关问题时能够及时求助,这会在无形中提高矫正效果,达到矫正目的。同时,还应广泛吸纳具备社区矫正工作能力的社区志愿者和民间团体,通过他们增强社区矫正的后备资源和工作实力,给矫正对象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和社区环境,实现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和帮扶。针对经费短缺制约社区矫正发展的问题,应增加社区矫正的经费,在经费保障体制上,可考虑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体制。

5.保证社区矫正人员权利救济,构建人性化帮扶体系。社区矫正人员同样享有申诉控告的权利,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救济制度,专门听取和解决社区矫正人员的申诉和控告,赋予其救济权利。同时,对于表现出色思想稳定的矫正对象,可出台相关的人性化奖励制度。此外,还应该提供给矫正对象一个平常的、自然的生活环境,不要给予其太多的特殊关注,在教育引导的时候,要给予其更多的鼓励,增强其回归社会的信心,鼓励其敢于面对社会、面对生活。

(二)宣传社区矫正,更新刑罚观念

1.加强对民众关于社区矫正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宣传和教育,使社区居民明白社区矫正人员主观恶性不大,社区矫正符合人道化趋势,体现人性关爱,在社区矫正的有序监管教育下,社区矫正人员不会对社区治安带来威胁。要多做思想工作,多讲具体事例,从而为社区矫正工作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

2.更新刑罚观念,呼唤司法人性化。司法工作人员应摆脱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传统思想。在刑罚的适用过程中,应提高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率,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倡导科学的刑罚理念,淡化民众的重刑报应思想,唤醒他们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改变“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就是监狱的责任”等陈旧观念,为社区矫正的发展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丰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实现帮教多元化

应当根据不同的社区矫正人员制定针对性的矫正教育方案,并认真贯彻执行。第一,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罪前表现、致罪因素、犯罪情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准确预测其再犯罪可能性,制定相应的矫正计划。第二,根据危险评估结果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分类管理,根据犯罪的严重性及社会危害性程度,进行不同等级的社区矫正,还根据服刑人员的改造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矫正方案。第三,在矫正过程中,对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不应放松,仍要进行危险管理与控制工作,防止他们的行为给宁静的社区生活带来破坏,增加群众的不安全感。安置帮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涉及司法、公安、民政、劳动等多个部门,也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活重要一环。建议在坚持帮教工作政府主导的基础上,逐渐开放帮教工作,积极鼓励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参与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和智慧,实现帮教工作多元化、社会化。

(四)严格刑罚执行,加大监督力度

1.及时监督考核。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通过利用通讯手段、函询和对社区矫正人员劳动、学习所在单位的探访等方式对他们履行规定义务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结果在登记卡中加以注明,以便对他们的表现进行考核。

2.适时谈话汇报。社区矫正对象如因违反服刑制度、劳动态度不诚实、逃避劳动任务或者居住地变更后不及时汇报以及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的,社区矫正机关须同他们进行警示性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必须警告其不允许有上述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以及依法要承担的责任。谈话结果须形成书面材料,将内容告知罪犯并要求其签字确认。

3.完善惩罚性手段。依法对罪犯破坏社会或服刑秩序、劳动纪律和重新犯罪等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根据法律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对蓄意逃避刑罚的社区矫正人员可以依法定授权或经法定程序,采用不予计入刑期、通告侦缉、拘传、拘留、羁押一定期限等相应的法定处置措施。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向法院提交延长考验期、增加对罪犯的义务要求,撤销假释、缓刑,转处其他刑罚等报告。

4.统计情况报告。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应及时在登记卡上对社区矫正人员服刑期间的表现、有关的服刑时间统计、采取的奖罚措施及其他信息进行登记,每个月对应该服刑而未按时服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及其违反服刑制度等情况进行登记并上报管理机关,每季度将人数变化的报表向刑事执行部门报告。

5.强化内外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应实行监督。与此同时,社区矫正组织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通过设立举报箱、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认真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及时纠正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查处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以确保公平、公正执法。此外,社会大众可以通过媒体介入、大众舆论等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监督。社区矫正人员也可以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监督,对违法越权行为进行申诉、控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