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下乡土社会的思考

                                          ——《乡土中国》书评

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丰厚,《乡土中国》是他代表作之一。

关于《乡土中国》,费孝通说:“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 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第3页)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王铭铭,2010)

在《乡土中国》的书中,费老根据中国的事实说明了乡土社会的特性,写出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再来重温经典,也有一些思考。本文只是结合自己的感受,对该书的一小部分进行评述。

一、“土”与“愚”

在本书的开篇中,费老就向我们讲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正如费老所说“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然似乎带有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的很好。”(第1页)中国是农业大国,是与土地必不可分的,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是整个文化的归属,中华民族和泥土是分不开的。城里人觉得土生土长的农民是“愚”的,费老在此观点上说到“愚如果指智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却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说乡下人不但不识字,而且识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第10页)

费老在《文字下乡》和《论文字再下乡》两节中,是从空间间隔和时间间隔上分析中国农村的文盲问题,但是这个不能说农村的人就是“愚”。老农民对于庄稼的种植、节气的变化、动植物的习性等都是让人叹服的,还有一些农村治病“土方子”也是十分有效的。如果把城里人放在乡下,也会出现把韭菜当小麦的笑话,城里人也许也是“愚”吧。乡下人不识字,面对城里的事物惊奇或者是不知所措,都只是乡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各不相同而已。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接受教育,文盲率越来越低,上学甚至成为乡村子女走出乡村的一条必经途径;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也使得乡村的人不断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乡村人不再是之前所说的“愚”。

二、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

文中提及乡土社会的有个特点是“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第12页)提到乡土中的熟人社会,不禁想到现在城市中陌生人社会。费老的熟人社会中,大家彼此的熟悉是城里的人无法想象的,大家对周围每个人的性格,每家的具体情况都了如指掌。由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对此深有感触。长辈那代人很好地体现出费老说的熟人社会,大家只要是在一个村,或者更大一点说一个镇上,他们都能相互知道是谁,家在哪里,有几口人,与谁是亲戚等等。城市中陌生人社会则是钢筋水泥的阻隔,大门的紧闭,有时连自己的邻居都不认识是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便利,人口流动越来越大,相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陌生人社会,同时不同地方的人在乡村中流动,农村原本的熟人社会结构被打破,虽然还是之前的聚居社区,但是日趋“空心化”。

可从中国的大环境来看,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变化了的熟人社会,或是陌生人社会,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血缘浓度都没有被稀释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摆在第一位、首先想起和相信的依然是血缘。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中国很难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从来就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迁居城里的居民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他所属宗族的祖田和祖祠。”(马克斯·韦伯,2005:7)中国人“家”的概念是不能用两三句话说清的,因为它包含和承载的太多,也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建筑的水泥再坚硬也没有阻隔血缘的凝聚,只是相对于农村比邻而居,城里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和工作,相互的日常联系和见面的频数少了,形成了相比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社会。

三、礼治与法治

礼俗社会这一概念是在《乡土本色》一节中提出的,这是与西方法理社会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中国社会一大特色。礼俗社会也是稳定的社会,稳定秩序需要合适的行为规范,来限定成员的行动,塑造不同的社会角色,这种秩序维持的方式即是“礼治”。“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第65页)乡土社会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多数成员的行动都合于礼,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梁漱溟,2005:257)礼治社会使经验传统内化于成员身心,行为处事主动服礼,面临选择时成员自觉地克己复礼,经验成为优先考虑的方面,其次才会考虑到合理或合法的问题,这与我国历代圣贤标榜礼仪之邦、教化民众服礼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也由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可以有效地应对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生活问题,因而法理权威自然会受到群众的心理抗拒,行为处事恪守规矩,排斥契约、法理而成为无讼的社会。从乡土社会而言,中国礼治固然可以应对礼俗社会中的经验问题,正如费老所说“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第65页)可在如今这个变迁很快、经验无从立足的法理社会,礼治效力便无从保证,这也为法治替代礼治提供了很好的时代机会,将有利于现代社会的法治化建设。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相比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淡化了许多,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乡村“离土化”的倾向,农村的封闭性在不断地打破,熟人社会渐渐瓦解等。但是,《乡土中国》依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用费老自己的一段话来表述是最恰当不过的:“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发展上去检讨确可以认为是一步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于西洋理论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罗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理论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色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费孝通,1999:415)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05,《儒教与道教》(全译彩图本),北京:九州出版社。
梁漱溟,2005,《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9,《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

——佑梦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