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_20150119100153_1irhf作者:闻翔

在为《昆厂劳工》所写的《书后》中,费孝通将昆厂所面临的种种人事上的问题一针 见血地归结为“因新工业兴起而发生了社会解组的现象”。“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 机器;而是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建立。……在这工业组织中一切参加的人必须有高度的契洽。”费孝通认为,这种高度契恰的关系在农工互补的传统社会中是存在的,“在过去 传统社会中确曾发生过契洽,每个人都能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但是“这种传统组织并不能应用新的技术。新技术已因分工的精密,使我们互相依赖为生的团体范围扩大到 整个人群。”新兴的工厂组织并不能形成传统的社会团结。

费孝通(1946:234)进一步指出,现在昆厂里所发生的问题是现代工业中普遍的现象,“是出于从有组织的传统社会变化到能应用新技术的新组织中过渡时期的现象。在 这过渡时期因为社会的解组,生产关系并没有建立在人和人的契洽之上,因之传统的结 构,因其曾一度给人以所需的契洽,遗留在新时代成为非正式的潜在结构。这些潜在结 构一方面固然满足着人们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利用。”由此,费孝通(1946:230)问道:“现代工业组织中是否有达到高度契洽的可能?

有意味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昆厂劳工》一书中,是最终回到了“工业教育”上:“我们决不能因目前工业组织中的种种病象而回头。我们要以工业建设来建设我们新社会,一开始就应该以广义的工业教育来补救社会教育之不足。”(史国衡, 1946:161)本书最后一章因此专门讨论了“工人的管教”问题。这里的“管教”包含了“管 理”和“教化”两层意思,即不仅要对工人在工厂中的行为进行管理,而且要“对于工人的 心理和私人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开导。因为“尤其是这种新旧交替,文化失调,社会生 活受到很大的激动振荡的时候,每个人大都觉得失掉了自己的不为,找不到个人生活的 重心。尤其从乡间出来的人,已被这种时代新潮冲得神昏目眩,我们实在对于他们的生 活该有开导的安排。所以在目前办工业,不但是一个物质上的革新,也同时是一个心理 和文化上的革新。

这里,我们隐约看到了这样一层意思,即工业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工业生产,其本身也是 一个塑造“新人”的过程。而且,这里还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工厂组织内 、部的团结,不应仅仅是制度主义的(即书中所谓的“技术管理”), ③同时也是人心和教化 意义上的。在《书后》中,费孝通引用了涂尔干(EmileDurkheim)对现代工业社会危机的 诊断:“现代工业兴起之后,都市社会不但丧失了人和人间的契恰,而且个人也因此失去 了他生活的意义。

在费孝通看来,农民成为工人的过程是一个“人的转变”的过程(《昆厂劳工》的副标题即“内地工业中人的因素”),昆厂研究所关切的正 是进入工厂的农民如何在其中能够“安心”、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契洽关系,从而构成社会 团结的基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在当代的劳工问题研究中却似乎很少能够见到了。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能够重新找回“人心”和“团结”的维度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转型时代的某些劳工现象或问题的解释,可能就会更加有力和深入。

出自:《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